有限存在者是神圣存在者吗——与一种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新理解商榷

康德把理性存在者分为具有感性偏好的有限理性存在者和不具有感性偏好的无限理性存在者两类，只有后者才是意志完善的神圣存在者，不存在所谓有限的神圣存在者。但是，在《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一文中，刘作坚持将康德哲学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并将其理解为既具有感性偏好、又具有神圣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刘文坚持机械翻译的“理由”不能成立：它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界定不符合康德对神圣存在者概念的界定，它设想神圣存在者具有感性偏好和追求幸福，违背了康德关于神圣存在者的基本思想；它降低了神圣存在者的标准，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找出的相应对象达不到神圣存在者高度；它误以为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是为了表明“偏好不是德性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意图在于表明天使、上帝这类神圣存在者所具有的伦理学，是超出人的德性论的道德论。刘文对endliche heilige Wesen的译解存在无法摆脱的困难，只有将其译为“终极的神圣的存在者”，认识到该概念特指天使和上帝这类“精神存在者”，其意...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试论康德“人是目的”命题的理论内涵

文章认为“人是目的”的命题是康德理性伦理学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果之一。康德认为：人作为感性血肉的动物，只具有相对价值，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则具有绝对价值，人是因为被赋予理性而神圣；理性不能仅作为手段，理性本身就是目的；作为理性的现实存在者，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必须以相互尊重为特征，人们行为的尊重自决与尊重规律两者统一于尊重理性自律，这包含着对别人行为应有一定的理解与尊重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论康德对古希腊伦理学的理解和批判

康德在1784—1785年秋季学期的《伦理学讲义——科林斯》中对古希腊伦理学做出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古希腊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是至善的问题，并且对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做出批判性解读。犬儒学派夸大了人的自然本性与至善的联系，忽视了至善的艺术性。康德赞同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把至善看作艺术性的，但是不赞同它们把幸福和德性看作是同质的，从而片面地理解至善。康德对斯多亚学派有诸多论述，称赞它保持德性的纯粹性，但由于其缺乏意志自由的概念，导致德性缺乏现实性。这些解读有利于理解康德同时期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结合其他文本，可以看出，康德的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尤其德性概念继承了斯多亚学派。但是康德把自由意志的概念加入进来，摆脱了斯多亚学派德性概念的现世性，使得伦理学具有了超越的维度。     

道德何以可能：经验抑或超验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之启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力图提供道德得以可能的论证，完成为道德奠基的工作。他认为以休谟为代表的感性论实质上是把道德的根据放在经验上，让道德遵循经验的原则，从“经验”来解说道德。在批判“经验”的同时，康德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也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以先验演绎的全新方式为人们展现道德的根据、原则之图景。同时，他还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合理解决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即道德的超验部分和经验部分的分歧和隔离。康德在论证道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探讨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义务论与德性论的视界交融——一种康德式的德性论

虽然在1797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明确地将其伦理学称为德性学说(Tugendlehre),但作为一种典范性的义务学说,康德伦理学一直是当代德性论学者批判的靶的。本文认为这一批判主要基于德性与义务之间的人为对立,并进一步显明康德的德性学说纳入了德性论的主要结构性要素,因而不能被视为一种勉强嫁接于义务学说的德性理论。本文也指出康德的德性论开启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德性论及其当代变式的德性论样态,并解释了两者差异的深层原因。文章并不只是对康德德性论的纯然辩护,而是希望通过展示一种与现代精神风尚更具契合性的康德式的德性论来显明义务论与德性论之间视界交融的可能性。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德性”的解释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一种品质,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康德认为德性乃是有限的存在者,例如我们自身所能希望获致的最高的道德状态。两人对德性的解释异中有同。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休谟的伦理学认为，人的品格对于行为以及支配行为的原则具有优先权：有德性的品格指导和迫使人们审慎地实践。在传统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或康德的伦理学中，品格从属于实践的审慎：德性仅在激发有德性的行为时才被需要。而有德性的品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用“自爱”这个术语来理解的。一个有德性的人的自爱使他能够适当地估计实际的情况并且展示在这种情况下所需要的德性。尽管如此，休谟的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仍存在着重大的一致性，因此休谟的伦理学也是一种德性伦理学。     

道德偏好：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融合统一的中介

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受到当代学界的高度关注。规范伦理成为现当代社会道德生活的基础性框架和德性伦理被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规范伦理迫切需要德性伦理的支持。如何实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道德偏好不失为联结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实现二者融合统一的桥梁和纽带。     

道德价值：定义的评说与探新

道德价值作为伦理学与价值哲学的交叉课题，已日益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通过对“需要”说、“衡量”说、“应该”说、“情感”说、“意义”说和“关系”说等学界关于道德价值的这六大流行定义的解读、辨析，笔者发现，它们均具部分真理，也似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如果把道德价值界定为：“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或许会更加接近道德价值的内在特质。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从德性理解环境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既有一般伦理学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自然作为环境伦理学中最直接的对象，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特性，这是有德性的人将其道德情怀和品性投射于自然的重要原因。人的环境行为和态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间接性，这削弱了道德规则和规范的效力，稳定而内在的德性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也能保证现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规则的实行。德性的实践品性、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在环境伦理学中德性的现实性。立足于德性观察和理解问题，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也有助于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最终目标。     

自由——康德伦理学的核心

康德的伦理学 ,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主体伦理学的真正诞生地。这种主体伦理学既否定了一切宗教伦理观 ,也否定了从人的本能欲望出发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从人的情感出发的感性主义的伦理观。这种主体伦理学强调了道德主体自身的自由意志 ,强调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主与自律。为此 ,必须深入研讨康德主体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揭示自由概念中的双重含义 ,以及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作为基石的地位 ,因而为进入康德伦理学这一神秘奥堂扫清阻碍。     

“三分伦理”下的“德性观”分析——兼论建构“公共道德空间”的可能性

立足“伦理三分”并在辩证分析康德“德性论”的基础上，超越康德“两个世界”论的局限和麦金泰尔观点的西方想象，以“公共道德空间”的开拓为目标，以“实践与三个世界”的形成为旨归并在建构“新德性论”的过程中人类完全有可能推进自身的道德建设。     

论情感因素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作用

康德认为,德性行为只能是出自于责任的行为,以自由为前提。如果行为以感性或情感为依据,最多只能导致行为的合法则性,而不可能产生德性。除了感性的情感外,还有道德情感。道德情感是道德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行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