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以管理层短视为中介变量

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学术界尚存争议。以2000-2016年在A股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风险投资进入对企业上市后三年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培育效应在风险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中发挥主要作用;(2)管理层短视在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具有中介作用,风险投资进入后,通过缓解管理层短视,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及强度;(3)通过后续融资服务引入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提供增值服务降低企业风险,是风险投资缓解管理层短视的两条重要机制。     

环境规制、融资环境与企业技术并购

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融资环境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标准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了技术并购的投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技术并购投入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以及股票流动性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企业融资环境的异质性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调节因素。本研究揭示了融资环境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作用机制,对于如何降低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并购的抑制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新环境标准政策能否倒逼企业管理创新

新环境标准政策旨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加大了环保考核与追责力度,这为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机会。基于2009—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能显著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而非技术创新,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更换指标、PSM-DID以及排除其他竞争性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规模较小、成立年限短、非国有、污染密集型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管理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结论对助推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未来政府可尝试因企施策,构建规制手段与经济手段协同的环境政策体系,企业可通过优化内部股权结构、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和优化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来提振利益攸关方信心,促成企业管理创新。     

环保法庭的设立是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吗？——基于企业绿色并购的实证研究

寻求有效机制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那么研究环境司法强化能否推动企业绿色成长,进而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并购事件数据,以我国环保法庭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其对企业外延式绿色成长——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而非高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的设立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并购。机制检验发现,环保法庭的设立提高了司法惩治力和公信力、增强了公众环保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环保约束。进一步检验发现,绿色并购具有绿色整合效应并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绩效,与其他治理模式相比,绿色并购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且能够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但绿色治理的宏观转化效应有待提高。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区域创新效率用创新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创新绩效,其影响因素存在多个方面。金融深化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研究各国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首先借鉴多投入与多产出的DEA方法测算了80个国家的区域创新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80个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这是因为金融深化较低时,风险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滞后、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以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不健全导致多层次、立体化企业融资融券功能落后,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而金融深化较高时,风险投资渠道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成本低、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完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还发现,各国经济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金融深化和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差异。作者将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组和欠发达组,分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选择效应,即金融深化对欠发达国家创新效率具有"U"型曲线特征,而在发达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渠道畅通无阻,金融深化提升区域创效率的影响不再呈现"抑制"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促进"效应,而对于不完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效应。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运用了滞后项检验、替代变量检验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正确认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挥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以此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利用金融深化提高创新效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基于微观财务视角

政策激励对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激励作用,然而政策如何持续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企业财务视角,使用修正的无形资产增量,从原值和账面价值两个维度测度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作用机制和异质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能够长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的持续创新产出。上述结论在经过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对企业创新可持续的积极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经济效应、政策效应、人才效应和竞争效应,且企业产权性质和资质认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相较之下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微观财务视角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持续创新的评估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数字金融对初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

数字金融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态结合的新产物,对初创企业的融资行为和技术创新均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12—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和创业板、新三板上市创业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和讨论了数字金融对初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初创企业的激进式创新,抑制了渐进式创新;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初创企业金融化,拉动了激进式创新,挤占了渐进式创新。进一步考虑初创企业外部环境后发现：初创企业所处行业的高科技密集度加强了金融化对激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金融化与渐进式创新的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弱化了金融化对初创企业激进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和渐进式创新的抑制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动力机制研究——基于风险投资的角度

创新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贯穿贯穿其产生、发展过程的始终,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和关键动力,风险投资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投入,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创新绩效和产业集群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该文以风险投资为视角,探讨了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以期有利于集群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     

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史典籍整理和网络爬虫技术对儒家文化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和降低企业的代理问题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儒家文化可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外来文化的冲击则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挥好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治理功效。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并匹配数字化关键词和绿色专利等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影响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随着专利类别、企业成长阶段、制度壁垒、融资约束、生存能力和技术需求等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政府绿色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考虑专利周期后结果依旧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及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提升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作用机制、内生性及企业异质性探讨

在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驱动下,风险投资者作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成长迅速。以2010—2017年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新三板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风险投资通过改善新三板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股票流动性、外部融资能力实现公司价值增值,即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过程中存在治理作用、认证作用和支持作用的中介效应。其中,股票流动性(认证作用)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信息效率的改善在风险投资影响新三板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功能。进一步探讨了新三板挂牌企业异质性对风险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发现新三板企业在收入增长能力、无形资产占比、治理规范性、股票流动性、股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对风险投资的增值作用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债权融资方面的异质性则存在负向影响。因此,应积极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充分发挥其对新三板企业的价值增值作用;新三板企业应培养自身的长期竞争力,以吸引更多优质风投机构的关注。     

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并购对创新水平影响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以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企业盈利能力、企业性质、企业生命周期、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控制变量,采用ols模型剖析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并购行为对创新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并购行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创新水平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其中成长期的企业通过并购对其创新水平影响效应最显著。研究结论为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并购对创新水平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细分专利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分别利用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质量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升,且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南方地区及沿海地区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竞争强度行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研发强度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进一步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其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的提升。基于专利质量的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获得突破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大股东的业绩补偿承诺抑制上市公司研发创新吗？——基于重大重组并购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6年上市公司的重大重组并购事件为初始样本,手工收集沪、深两市交易所并购事件的公告文件,整理出有关业绩补偿承诺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DID）等方法,研究签订业绩补偿承诺对企业研发创新和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重组并购的事件中,承诺方大股东的业绩补偿承诺与并购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显著负相关;相对于创新型企业,非创新型企业中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负面效应更强;签订业绩补偿协议与并购后企业短期绩效显著正相关,但与长期绩效负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业绩补偿承诺对研发创新的抑制作用;反之,地区产权保护越好,这种抑制效应越弱。研究表明:业绩补偿承诺虽然可以降低产权交易成本,提高并购效率,但也会抑制企业研发,影响长期绩效。     

创新驱动视角下资本投入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以2010年、2011年进行并购交易的178家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样本,就主并企业创新资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主并企业并购当年的创新资本对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期限性的正向作用,且作用趋势呈倒微笑曲线;主并企业并购当年的创新资本对各年并购绩效的正向作用随着并购绩效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且并购当年绩效越好的企业其创新资本对并购绩效的作用期限越长。     

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