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

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李治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指一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及统属关系。在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赤县神州，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一、盛衰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故向来为人们所关注。一有史以...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下展开的,集中对乡村社区"权力结构"变迁、城市街区"权力结构"变迁以及"实践"(动态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诸多讨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大多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政府)是铁板一块的或"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旧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状态.     

论现代村落中宗族家户系统与农村权力结构——以广东省夹坑村为例

对现代村落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有效途径,也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权力关系失衡的一个切入口。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国家在农村的地方代言人,通过分析自然村落中宗族、家户与村长的现实权力关系,可以达到揭示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以上三者之间出现的权力分离现象,重新构建现代村落的宗族家户系统和农村权力结构,实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认同的目的。     

德政类碑刻与唐代的地方治理

唐代的德政类碑刻制造、固定、改写、传播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具有“神化”地方长官的功能,甚至成为祠庙的替代品,这是唐代的变化,与唐人崇尚德政立碑的观念有关。石碑本身也被赋予了“神力”,亵渎石碑会遭受惩戒,这种异闻与禁忌反映了百姓怀念良吏的情感延续。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德政类碑刻及其所记载的传奇故事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长官用以疏解民意、稳定民心、树立权威,王朝国家借此参与地方治理、宣示权力更迭,民间社会借以参与政绩评价、表达政治诉求、满足心灵慰藉。石碑的刻立与传奇故事的制造,鲜活展现了王朝国家、地方官吏、民间社会之间的多级政治互动,相关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古代碑刻的功能增添新视角,也是对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立体化考察。     

清代官方告示的信息传播规程研究

清代官方告示是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政治传播中作用显著。以媒介环境学派理论来分析清代官方告示,可将其分为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狭义性告示是地方官员发布信息的正式公文,广义性告示是信息传布的媒介。狭义性告示强调传播时间偏向,有利于长久维护地方稳定。广义性告示强调传播空间偏向,有利于维护广阔疆域统一。时间与空间的平衡保证清政府统治,清代中晚期以后,告示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作为载体,强化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传播效度,强化官方信息传播系统。另外,狭义性告示与广义性告示普遍的白话文语体倾向,为白话文运动和民众启蒙创造了有利的社会语境。总之,清代告示在政府与民众的共同期待中完成其工具性意义。     

从“国退民进”到“民进国退”——浅析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现状及发展前景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政权、乡村基层政府以及民间社会三者权力关系的演变发展,结合当代理论界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及观点,反思西方经典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后果和深层次影响。     

从《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看明清时期国家在地方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传统社会政府向民众传达法令告示等国家信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纸质的,张贴于交通要道,供人们学习参考;另一种是在交通要道刻石立碑宣传政府的法令政策.前者不易长时间保存,时间效力有限,后者具有永久性.刻石立碑是传统社会政府公布官府法令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管理民间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在树立政府权威,维护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新时期中国政府优化公共权力结构的政策理路

从公共权力的嵌入性结构和实体性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决策和执行权与监督权力、中央与地方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部门的失衡是清晰可见的。实现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制度均衡、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制度均衡、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实现政府职能与政府机构职能的契合、构建新型的政府实体性权力结构是应对权力失衡的政策理路。     

论"入世"后的政府改革中的创新选择

"入世"后,世界贸易组织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外部力量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管理的改革是中心,它主要包括政府观念的更新、政府规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过程的公开.政府关系的调适是目标,政府与世贸组织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新的定位.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是关键,只有改革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政府与立法、司法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合理配置权力,科学界定各自的权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     

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上海公墓建设（1909-1937）

上海公墓建设始于民间,各界民众和社会团体相继建立了类型多元的公墓,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不足,是民间社会承担公共性的重要表征.然而,民间社会掌控公墓的建设,不利于政府权力的统合,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强化政府权力,上海市政府将公墓的管理纳入日常工作,在着力进行市立公墓规划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对私立公墓的指导和监管.由此,近代上海公墓体制逐渐由民治转为官治,在此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社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上海公墓的建设和发展.     

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及其地方实践——关于内蒙古S旗生态移民的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得到广泛实践的生态移民政策,延续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政府动员型环境政策"危机应对"和"政府直控"的特点。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地方党组织与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研究

在执政党的地方组织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关系的具体制度上,法律规定并不完善,有效的相互关系运行机制亦未完全建立.这一方面影响了执政党依法执政原则的贯彻,也影响了执政党领导作用的实现;另一方面,损害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威信,妨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从"微观"层面去研究执政党的地方组织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运行机制"对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地方组织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以级别定权力”:地方政府“升级锦标赛”原因探析

在"以级别定权力"的权力设定模式下,地方政府"升级锦标赛"背后,折射出的是地方政府之间在权力市场上的竞争与角逐。地方政府竞相晋级会给地方治理制造诸多问题和麻烦。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层面赋予不同类型、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与其实际发展情况相匹配的权力运行空间。在给地方政府设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级别因素,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行政建制单位的性质和地方政府治理的实际需要。     

晚清循化藏区的权力运作机制——以光绪十五年拉卜楞寺与隆务寺冲突为中心

循化藏区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区域社会.透过光绪十五年发生在该区域内,分别以拉卜楞寺与隆务寺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清代地方政府的介入与回应,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以强制力为基础的国家政治权力、以宗教资源为基础的寺院权力与以传统的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权力之间形成的纽结,以及在这种纽结中所形成的特殊的权力运作机制.这对于我们理解循化藏区的社会构成及其维持与运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与途径,同时对于拓展关于我国区域社会研究的类型学谱系亦有重要意义.     

论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权力格局变迁

改革开放冲破了传统体制下的单极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政府权力一部分正向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转移，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地方政府既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了相当部分的权力，同时又拥有部分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没有逾越行政分权所致的弊端。地方政府最终只有将经济剩余分享权和控制权、社会管理权和自治权重新回归企业、市场和社会，才是地方政府权力格局优化的长期目标和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