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国人对边疆问题广为关注,边疆研究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趋向.近代边疆研究虽然未能发展成为独立之学科,却是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面.边疆研究的这一面相,实与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历史相关.民族国家要求稳固的统一疆域,促进了国人对边疆之重视,推动了边疆研究的科学化与现代转型;边疆研究之发展,可深化对边疆的认识,有利于巩固边陲,对民族国家之构筑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关系,是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复杂关系的重要一环.     

拉铁摩尔与施坚雅——边疆研究内亚范式与西南传统中的歧异与互通

中国各部分的边疆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边疆区域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内亚范式"和以施坚雅为代表的边疆研究"西南传统"在各自研究兴趣与路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以更具有连续性的内亚-西南分析视角来看的话,则可以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找到其内在的互通之处,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内亚与中国西南社会。     

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

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认同整合、社会整合、法治整合、族际整合和发展整合等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系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上，这就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从历史维度来看，虽然有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国家（政府）始终是传统治理体系的“主力军”。而面对一个现代转型社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应该更加多元化，行为边界更加清晰化，并且在要素行动的同时形塑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念，为治理体系提供稳定的文化支撑。但在治理要素的耦合过程中要正视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通过要素调节实现系统稳定。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以西康学生营为例

抗战初期,沦陷区大量员生流徙内地,亟需抚辑。西康建省在即,需才孔急。教育部边疆教育司鉴于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的滞后,将难民垦殖与民族教育发展相结合,遂筹设国立西康学生营,以因应国家之需。学生营在学制、训育、教学及管理方面迥异于普通学校。虽存世仅三年余,但作为战时民族教育模式的宝贵探索,国立西康学生营在救济战时失业失学员生、促进边地民族教育、传播革命思想等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社会变革时期的基层城市新建——以清代新置县级城市的营建为个案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包括县级城市在内的建置城市新增的高潮。清初即开始启动建置城市新置,"盛世"期间疆土开拓与改土归流,晚清变局中边疆危机与边疆建设,及贯穿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国内危机加深,使新置县级城市大量增加。与之对应,在长达二百余年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中,以海陆边疆为主兼及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县级城市新建,其实践活动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建设集大成高峰的基础上,开始启动朝向工业文明初曙的转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发挥了显著作用。综观清代新置县城营建的全过程,对现今的基层城市新建,可提供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农业改良——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农业生计事工考察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的农业生计服务工作,为当地培养了一批生计干部,为边胞提供了进修机会,还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大大改变了边胞对政府的敌对观念,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对推进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秦汉时期匈奴与西羌的关系

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既要研究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边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中原王朝在某一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必然影响各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边疆各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影响着同中原的关系。因此,全面研究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深入了解,进一步探索其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没有边疆,哪有内地——《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文化地理学解读

针对中央电视台和国外电视台推出多部"中国边疆"的纪录片,选取《远方的家·边疆行》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文化地理的空间意义阐释。边疆与内地同属于中国,却呈现不一样的二元空间意识。增加中国文化地理版图的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是该影视节目流露的额外价值。《远方的家·边疆行》的成功之道在于以细节打动人,体现人文关怀。它显示中国纪录片的一种风格转型,对以后的类似纪录片处理国家、民族、文化、稳定等主题时候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同时,边疆旅游可以有效推动边疆地区的"去边缘化"运动,消弭边疆与内陆之间的无形界线。     

从边缘到中心:晚清民国西康行政地位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西康位于青藏高原南缘与四川盆地相接地带,自然地理位置具有边缘性,故而人文地理位置也具有边缘性,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区域政治中心,由此导致政治制度落后,经济不发达,交通不畅,文化水平低下。清末,由于英国对西藏侵略不断加深,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因而西康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晚清改土归流,设置府县,到民国前期改设特别行政区,再到筹备建省,最终在抗战救亡的背景下成立西康省,西康终于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区,随着西康建省过程的推进,西康主要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地理位置和自然地理环境对西康有重要的影响,近代以后西康政治地位的变化所引起的人文地理位置的改变对西康城市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康定正因为是西康的省会,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由滞后发展型向追赶发展型转变,实现了从四川省的边缘向西康省的中心的转变,而雅安和西昌等城市也因行政地位提高而得到较大发展,城市的中心性增强,经济、交通和文化都出现了较大的发展。     

从瘴疠、鸦片、海洛因到艾滋病：医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与边疆社会

［摘要］在医学人类学看来，疾病不仅仅·是与机体自身的紊乱有关，在疾病的概念下也会衍生出人类不同文化对疾病的认知和界定，以及疾病在某些具体历史、社会文化情景中所具有的意义。将疾病置于中国边疆过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勾勒出一部由瘴疠、鸦片、海洛因、艾滋病构成的西南中国边疆史。本文认为疾病是一种跨文化接触的身体体验，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形式，记录的是少数民族在与外来异文化接触、交往时表现出来的文化策略；疾病是西方殖民体系在中国边疆留下的深刻的殖民历史印记；疾病也勾连出民族国家对边疆各民族社会的整合，对边疆地区的疾病控制就有了能否治理、控制边疆的象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与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与肢解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努力和抗争，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视角，也构成了基于历史传承的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中国也开启了由传统王朝国家形态，向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艰难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承、血脉联系和文化传统，构成了实现转型的重要依托，中国各社会阶级的不懈努力，为这种转型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转型得以最终完成。     

法律边疆学：概念、对象和内容

为建设法治边疆，在边疆地区贯彻实施国家法律，构建有别于内地的、有自身特色的边疆法治体系，实现与相邻发达国家的法治接轨，迫切需要建构一门相对独立的、以上述主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边疆学。为此，本文对法律边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予以探讨，以为该学科的建立做一些初步工作。法律边疆学是一门以边疆地区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旨在发现边疆地区的法律有别于内地之特殊发生、运行规律及一般过程的学科。与一般边疆学不同，法律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或者说主要是法律这一现象。描述性的法律边疆学、预测性的法律边疆学、规范性的法律边疆学和法律边疆学史依次构成了法律边疆学为实现其宗旨目的、目标任务的四大主要研究内容。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型及运行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历史档案为国家治理边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安全、推进边疆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为破解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现实困境，分析档案治理理论、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需求和信息技术赋能社会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等问题，并基于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构建以价值理念共识为核心层、多元化主体参与为基础层、档案资源建设为支撑层、技术与制度支撑为保障层的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模式，进而围绕形成共识、集体行动和约束行为的档案资源建设行为逻辑，构建动力机制、协同联动机制和制度规范机制，保障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推进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资源建设系统的转型升级，助力国家边疆治理现代化。     

论我国边疆治理的体系转型与能力重构

在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边疆治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经典议题。在我国传统社会时期,边疆治理是一元化的治理体系,精英主义色彩浓厚。边疆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边疆防卫能力、民族关系处理能力、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改革开放30年以来,现代化浪潮以沛不可挡之势席卷边疆地区,边疆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急遽嬗变,公民权利意识和利益意识逐渐觉醒,民主政治思想开始萌生。时代演变和社会变迁给传统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当代边疆治理体系应该完成由一元化治理向协同共治的转型;当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构,不但要完善边疆秩序建构能力,更要提升推动边疆发展的能力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     

历史上的边疆问题

两类边疆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一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两个社会之间的边疆,一是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的边疆。自然边疆:水道和山岭是随着情势而改变的,所以边界是属于社会的而非地理的起源。以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作为模型,可看到北方的边界是比较静态的,即中国人不利于深入蒙古大草原;而南方的边界是动态的,即他们有一个潜伏的可进一步扩张的不确定范围。长城的建筑是为了防止“蛮族”的闯入,但“蛮族”占有战略上的便利,即侧面移动的灵活性,时常骚扰中国北疆。古代文明世界具有类似中国北疆情况:伊朗地区最早出现城垣防线;罗马莱茵-多瑙河建立防御工程。新型边疆,即海外边疆出现于大航行运动之后。欧洲人占夺殖民地筑起防线。在工业与交通发展后,边疆更加倾向于扩大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集团的边疆与苏联集团的边疆都有包括全世界的可能性,而印度集团的边疆只能暂时为两者之间缓冲。     

晚清边疆治理奏议文献整理的代表之作——评《陶模奏议遗稿补证》

<正>边疆治理历来是我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清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边疆治理跨越了古代与近代社会。而面对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空前挑战,晚清政府和边臣大吏都不得不在边疆治理方面加大改革,进行制度创新。陶模(1835—1902)作为晚清著名的边疆督抚,曾数十年先后任职于新疆、陕甘与两广等边疆地区,形成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边疆形势和应对治理的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