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引入法制轨道——依法“治负”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必须把“治负”纳入法制轨道 ,通过依法“治负”使农民负担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于此 ,我们应当加快立法 ,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 ,加强法律监督 ,运用法律手段达到标本兼治     

西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藏”方略的实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依法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得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述,权力的运用得到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治藏"方略的提出凸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构建西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青年“巨婴”现象生成的社会因素及治理研究

青年“巨婴”现象是现实社会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巨婴”现象频繁发生,其折射的却是现代社会环境下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家庭教育的缺失、过度突出竞争的教育与社会氛围、缺乏法制意识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克服部分青年的“巨婴”现象,引导青年塑造新人生,必须立足于青年群体的成长发展规律,建构德育与劳动教育全过程相互衔接、全域功能互补的教育空间,可从青年教育入手,倡导合作学习,强化奋斗精神的价值引领作用,加强德育和劳动教育,塑造新时代家庭养育文化;推进法治教育深度融入,进而营造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造就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玩忽职守罪立法研究——以“小官巨贪”现象为逻辑起点

":小官巨贪"的频发与监督责任不足有密切关系。玩忽职守罪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故意、过失并存的立法模式,法定刑过轻,徇私舞弊规定的不合理等,都是导致监督过失责任的认定出现困难的主要问题。预防"小官巨贪",要注重对玩忽职守罪的立法完善。与玩忽职守罪存在的立法问题相适应,也应该从区分故意、过失的立法模式,提高法定刑设置,调整徇私舞弊规范表述等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再论西夏的官与职——以西夏官当制度为中心

本文利用新译《亥年新法》等西夏文法典,对西夏职官制度中"■"(官)、"■"(职)问题作了系统梳理,指出西夏中晚期官阶复杂,仅六品以下至少可分五个层级,280多阶;"■"(职)即职事官,共七个层级。西夏以职定阶,次等司正(■■■■)以下各职所对应官阶一般为四到两个。在革职时,通常以该职所对应最高官阶算。恩荫制度中,只继承官阶,而不任职。     

浅析当前社会“仇官心理”的成因及消解对策

"我爸是李刚"、官员诗人车延高获文学奖等事件受到社会公众广泛热议,在质疑与批判的背后,折射出当今社会部分民众存有"仇官心理"。本文从两则"网事"说起,剖析了"仇官心理"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而探讨化解社会"仇官心理"的路径选择,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青海依法保护冬虫夏草资源的回顾与思考——以果洛州为例

冬虫夏草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是一项长期性工程,涉及面广,参与主体多,利益关系复杂,只有将该项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冬虫夏草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总结果洛州依法保护冬虫夏草资源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青海依法保护冬虫夏草资源的几点政策建议。     

完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其他任务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不足、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高等主要问题,迫切需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协同治理组织体系、探索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效实现形式、着力创造保障条件等,真正实现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强化道德监督推进“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要求我们充分发挥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我们要努力把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的他律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 ,强化道德监督 ,以他律促自律 ,用外在的力量规范道德观念和行为 ,推进“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现实意义

韩非子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之大成 ,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整套法治理论。他的法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对我国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德法并举：小康社会治理之经纬

江泽民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德法并举治国模式的选择对小康社会的治理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德法并举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是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此 ,要加强对法治与德治自身及二者并举这一重大现实与历史课题的研究 ,为建立、发展、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献计献策。     

西部大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与对策研究

西部大开发的艰巨任务和特殊背景决定了以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公共组织在推进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 ,西部地区体制的缺陷和观念的陈旧往往为一些公共组织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 ,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来谋私利、图实惠提供了方便和机会 ,从而形成各种腐败现象和行为。本文试图从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角度来对西部现行的体制、机制和法制状况进行审视和透析 ,进而探讨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公共权力腐败 ,以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现。　　一、西部开发中公共权力腐败的特殊表现西部大开发极…     

略论我国法学教育机制之完善——基于与美国法学教育的比较

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法学教育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机制存在着种种问题,以致无法有效地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为此,通过与美国法学教育进行比较,提出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职业定位,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师管理体制等诸方面进行改革,以完善我国法学教育机制,从而回应社会的要求。     

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制度建设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关系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三者关系的有机统一需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是确定三者关系的价值取向,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创新党民关系和党法关系。客观分析影响三者关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助于我们选择推进其制度建设的最佳路径。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困境和出路的物权法审视

拆迁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行国家及地方拆迁规范存在诸多问题。一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有问题,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我国的拆迁过程必须符合现代法治原则,要完善拆迁立法,规范行政行为。先补偿再拆迁当写进新条例,拆迁方必须征得被拆迁人同意,进行充分、合理的补偿后才能进行.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