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体系

论重建知识分子话语体系唐欣我们选择话语作为认识知识分子的关键点，是因为它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或者说决定性因素。话语不同于言语。相反，它是指语文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它是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人们言语、思想行为的潜在逻辑。换...     

“作家”与“战士”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求用"革命战士"意识彻底根除作家的个体意识,故延安作家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问题。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的复杂曲折性,使人意识到延安文人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悲壮性,以及"思想改造"话语有可能存在的虚妄性。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理论的历史命运

针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观点,作者认为,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等同于文学理论的民族身份仅仅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背后缺乏严密的论证。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转换必须接受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这种转换,中国古代文论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俄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角色转换与百年报告文学之流变

２０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崛起表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有所言说的论坛;战争及建国后的特殊情势使知识分子走向边缘,报告文学作者淡化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改革开放,激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但话语空间的扩大,并不必然伴随报告文学的真正繁盛。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从胡适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觉醒

文章以胡适为例论证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人格觉醒。具体阐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建构,五四文学革命的变革手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及其心态,着重探讨了知识分子的群体特质与人格魅力     

身份政治必然会陷入极化和分裂的境况吗？——身份政治的叙事之道与规范共识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政治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中,越来越表现为极化与分裂的态势。本文认为,理解身份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理解“身份”这一话语的多重性。基于此判断,本文分析了三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身份话语,即普遍性身份话语、社群性身份话语和差异性身份话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融合论身份叙事结构,试图调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身份话语在实践中采用排他性的表达方式,“常态”的身份政治很可能败坏为“变态”的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建构一种规范身份政治的共识性原则,即身份应当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

依据文献资料,从参与编辑、发表文章、团体活动、文化主张等多方面看,沈从文毫无疑问是《战国策》同人和"战国派"核心成员之一。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与公共意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战国派"诸人办刊立言的根本动因,其中沈从文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运动的观念、立场的阐述和批评,及其对五四的个性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宣扬,构成了该派之重要一极,这也表明"战国派"只是以个人立场为原则,以刊物为公共话语空间,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作者群体,而并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     

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与古代小说审美思维的生成

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是伴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渐趋成熟的。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经过了两个阶段:一是人的群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理性觉醒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思维表现出“扬理抑情、趋同排异”的特征;二是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阶段,即审美情感觉醒阶段,这一阶段完成了审美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小说的审美思维表现出“情理相济、异同兼容”的特征。主体意识的双重觉醒使得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思维从幼稚走向成熟,形成了美善并举的基本图式。     

民间理想与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无望救赎

1990年代知识分子民间理想的选择,只是一种无望的救赎。它既不能让知识分子摆脱体制的束缚,同时又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身份抛弃,彻底等同于一个普通大众。当对自己的堕落和失落心有不甘时,就只能到民间理想里去体味其中的浪漫和诗意。知识分子对当今时代话语的缺席无疑是对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使命的放弃和背离。     

外显与潜隐间的犹疑与冲突——论《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的创作心理

在国家叙事形态的语法框架下,以路翎为代表的已成名作家体现的是一种犹疑心态,他们仍然不肯完全舍弃私人情感的语义表达;宗璞代表的是初登文坛却带有"原罪"的作家群体,她仓促地将爱情与革命设置为尖锐的对立状态,以期完成自己身份的救赎。路翎和宗璞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和为自己身份正名的焦虑,体现在《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中就是先行的时代主题与压抑的个体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写作上的"瑕疵"反映出知识分子在艰难蜕变过程中对个体话语的下意识地坚守,也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的矛盾心态。     

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意识

知识分子在通过改造实施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之所以积极投入且有很大的主动性,是和他们的罪感意识分不开的。可以说,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改造欲望的前提,是他们能在不断地被改造过程中诚心投入的心理基础。70年代末以来,一些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风云的知识分子在回忆性文字中透露出:罪感意识普遍存在于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中。     

知识分子的身份界定与群体性建构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自己独立的特性和品格.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正是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性.而直面现实,高扬批判精神,以审视的眼光和批判的视角致力于美和善的社会的构建,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长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性遭到了遮蔽,使得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日渐模糊和迷茫.面对社会现实,中国亟需凸现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并亟需形成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

党外知识分子是相对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而言的.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人数众多、结构复杂,社会联系广泛,知识层次高,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与创新意识较强等群体特征.党外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参加的党派,具有较高的认同;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具有自主型、组织型的特征,且其参与层次较高,参政范围十分广泛.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参与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引导,不断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文化媒介转型与批评的理论策应(下)

二九十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内部的分化和裂变,其话语特征就是“相对主义”盛行,价值尺度多元化。有人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影响力减小的角度来解释这种分化。如刘小枫认为:“一旦作为意识形态全权话语的历史理性主义的权力话语式微,信仰言述的个体性就会加倍增强,以致现代性的信仰语境——多元主义的出场不可抗拒。”他没有分析导致这种分化的物质基础。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多样的安身立命的可能性,恐怕仍然只能延续体制化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