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明代洛阳文人集团补考

明代洛阳文人结社,前已有《明代洛阳的文人集团》给以考索。今复考得若干,遂使明代洛阳文人集团总数达21个,其数量之多,堪称北方之冠。因以作补,以见明代洛阳文人结社之全貌。     

明清女性结社综论

明清两代,承续北朝东魏时期“女人社”的遗风,在文人结社的风气、文学家族的教育和交际以及男性文人的支持和引导等因素影响下,女性结社现象大量出现。不同类型的女性诗社相互影响、齐头并进,各种社事活动十分兴盛,流传下来的社诗也不乏佳作。因此,女性结社对明清妇女生活史和文学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明代徽州文人结社综论

徽州文人结社的兴盛,是明代文人结社的一个缩影。明代徽州文人结社活动正德之前很少,嘉靖、隆庆之际出现高潮,万历时达到鼎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除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外,其他明代徽州文人社团皆具有鲜明的地域印记,入社成员大都来自徽州本郡。明代徽州文人社团大体有诗社、文社和禅社三种类型,社团的社约规定了入社原则、经费来源和使用、处罚措施等,据此可了解这些社团的活动特点。明代徽州文人结社丰富了徽州文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徽州文学创作的繁荣,提高了徽州文人的知名度,推动了徽州地域文学与主流文学的融合,使徽州在万历时成为在文学上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明末清初“潜园社”考论——兼谈文人结社与明清桐城文学发展的关系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桐城文人结社到明末清初之际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潜园社"便是这一时段桐城文人结社中的一个代表,其成员中不乏杰出的人物,而且具有地域性、家族性、衍生性等特点,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人结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紧密,明清时期的桐城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与当时的文人结社有着内在的联系。     

明清之际文人社团发展的历史转向

明清之际为社会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古代文人社团发展到此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很多文人士大夫把结社作为其文学生涯重要一部分,社团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文人结社达到高峰,并且社团作为在野的“清议”力量参与了当时的党争,到天启四年,文坛诗社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研讨八股文为主的文社,凡此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岭南“南园五先生”成员考

南园诗社是岭南最早出现的文人群落,后世史籍对诗社活动均有著录,但史料记载的结社时间及"南园五先生"具指何人却不一致。通过考证,南园诗社当结社于元末,"南园五先生"指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五人。     

民国绅士内涵辨析

相对于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绅士已由一个封建特权阶层演变为一个具有特定身份属性的社会和职业群体,其地位和作用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学术界对于民国绅士涵义的理解颇多争议,或统称为地方精英,或将其等同于地方豪强、地主,还有人统以"劣绅"目之。这些说法或过于笼统,或失之准确,难以准确概括民国绅士的内涵及特性。民国绅士是指在民国地方社会因拥有一定的旧式功名、新式学校教育背景或具有为官(或其他公职)经历而具有某种政治、经济、知识或文化优势并在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不同于官员也有异于民的地方精英力量。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及其影响简

明中后期,心学在宣城广泛传播,开始主要在城内士绅阶层中,后从社会上层转向地方宗族,与宗族活动结合在一起,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地域特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理解宣城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