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标准 ,即究竟采取何种标准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 ,是完善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文章在辨析现有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应当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行使间接强制执行权 ,直接强制执行权则以人民法院行使为原则 ,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行使为例外。     

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理念与实践

在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中,行政强制决定或裁定的最终执行主体为行政机关。在台湾地区,1998年的改革也使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单一化,司法机关不再行使强制执行权。中国内地的行政强制执行依旧是双主体制。司法机关行使执行权不仅不符合司法权的秉性,而且带来司法实践的混乱。行政权的属性决定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具有效益性和时效性。     

浅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己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辅"的制度构想。     

论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1989年中国《行政诉讼法》确认了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模式,并在2000年的《行政诉讼法解释》、《行政强制法》以及新《行政诉讼法》中得到延续。然而,双轨制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引发了行政与司法的混乱、行政效率降低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在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内涵、认清其性质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构建"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原则、以申请人民法院为例外"的执行模式,同时在行政主体内部设立独立的行政强制执行审查决策机构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规制,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有效且可行的方案。     

论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难,法院行政执行负担过重使审判受到影响,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缺乏规范等。我们可以借鉴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积极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完善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     

关于行政强制立法的几个问题

行政强制是一柄双刃剑。在行政强制立法中,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着重要解决当前我国行政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要对行政强制的名称和形式予以统一、对行政强制的设定权予以明确、对行政强制执行体制予以完善、对行政强制程序予以细化以及对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进行重新设计。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研究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皆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所共享，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多由法院掌握行政行为的执行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自二战以来，两大法系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即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命令权各自独立，这是现代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作法的不同本质上源于对效率与公正的不同取向。     

宪法权力体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调整

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下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并不符合宪法关于权力的体制安排.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计的出发点.进行这一判断,应置于我国宪法体制的规范安排之下来考量.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权活动息息相关,应属于行政权范畴.而人民法院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来裁判.基于此,应对现有模式进行以下调整:坚持以行政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为原则,以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由法院审查执行为例外.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完善,还需有其他配套的制度支撑,对于行政诉讼而言,作为实现上述模式设计思路的配套措施,则必须修正“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分配模式

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正在紧张的制定之中,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成了行政法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国现行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行政法治实践的需要。因此,重新认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科学合理地设计中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对于促进中国的行政强制立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论我国非诉行政执行的制度分析与重构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现有的立法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行行政强制执行为辅”。其主要价值是确立和强化了司法权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介入程度。在对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规范性和正当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行政强制执行设定权、分离审查主体和执行主体、增强对间接强制执行的监督等改进措施。     

城管执法行政调查研究——以北京城管执法行政调查为视角

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取得证据并据此作出行政决定的基本环节。城管执法调查作为行政调查的一个种类,是城管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必要手段和作出行政决定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学界对城管执法机关行政调查制度研究严重缺失。本文从城管执法行政调查的主体、启动程序、行政调查的步骤和具体措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和总结,以期能对城管执法行政调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论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执法体制之重构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是我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当前,行政执法的权力型、运动型、趋利型特点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相适应。公共行政由执行转向执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已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这将会引起我国行政管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重构我国行政执法的基础、运行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是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模式选择与构建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理论和实践表明 ,中国现行的司法执行模式存在着种种不足。中国宜借鉴德、奥等国家的强制执行立法 ,完善行政救济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有效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诉讼困境产生的根源与对策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多年来 ,对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现行体制、立法本身的问题及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使我国的行政诉讼面临着困境 ,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为此 ,必须深刻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表现形式、危害、根源 ,并从行政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受案范围、体制改革、法官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 ,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     

从"全能政府"到"无为而治"--论现代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城市化的质的规定性要求城市管理理念的创新。现代城市“管理”的多义性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换密切相关。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代城市管理中的“善治”应是强化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职能与扩大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的统一。“无为而治”是以“无为”之形而行“有治”之实 ,是“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的统一     

以德治国与行政文化建设

本文联系新形势下对文化道德建设所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从文化层面上讨论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的行政手段及行政方式的历史变迁 ,指出我国现行行政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分析了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刻内涵 ,并对我国行政文化及行政道德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思考。     

浅谈我国证券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由于行政干预和退出机制的缺位 ,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 ,应排除行政干预 ,规范证券市场 ;建立退出机制 ,完善证券市场制度建设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行政救助政策的运行效应——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重庆市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相关数据的调查研究,分析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行政救助政策在城乡统筹背景下的运。指出行政救助政策自身存在的缺陷是造成政策执行难的根本原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削弱了行政救助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最后提出应当改善行政救助政策,加强与高校合作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建议,以期对我国公民基本生活权益的保护工作有所裨益。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现状剖析与改革前瞻

行政裁决具有性质上的具体性和行政性、身份上的中间性、对象上的民事性及功能上的“准司法”性等特征,这使得行政裁决制度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具有了专业、快速、经济等独特优势,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解决社会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现行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疏失,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在深入分析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拓展行政裁决的范围、完善行政裁决的专门机构、改造行政裁决的程序、强化行政裁决的救济等方面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