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治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主体。聚焦地方政府,从组织特征、组织环境和利益目标3个方面建立一个框架,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存在3个利益目标:提升区域经济,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和承接军事需求在区域层面的落地实施。在“多头+层级”的军民融合治理体系下,各个参与主体在军民融合的“模糊共识”下集体行动,利益多元,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存在冲突,造成区域军民融合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治理负荷沉重、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协调功能受限、“诸侯经济”下重复建设和“隐性”抵触并存,军事需求与区域军民融合发展对接不足。认为:一是要建设省级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中央军委以及军工央企的工作协商对接机制;二是建立决策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政府内部政策过程机制;三是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有效嵌入军事需求;四是建立军民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制度和临时跨部门工作小组。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研究

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模式研究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在分析军民融合发展思想变迁的基础上,界定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涵,明确了发展目标,提出了发展原则,并从模式的概念出发,以资源为配置对象,设计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的变迁反映了国家对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其本质在于优化资源配置,目标在于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模式由体制融合、机制融合、法制融合和资源融合构成。体制、机制和法制三大体系的融合,有利于发挥政府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形成。     

考虑政府监管的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机理研究

为全面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构建多领域、全要素、高效能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框架,找准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集群中的知识共享瓶颈至关重要。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研究政府监管下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机理的决策演化过程,系统地考察了地方政府与军民融合产业的行为交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深度融合,从长期来看,三方最终会在政府"强监管"、"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以及"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时达到均衡状态;影响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敏感参数不一,从短期来看,政府"强监管"成本、收益以及"弱监管"收益显著影响政府的策略选择,政府给予企业的惩罚、企业的知识存量以及知识共享意愿程度分别显著影响"军转民"企业和"民参军"企业的策略选择。     

创新异质性、政府补贴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发展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军民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是军民融合实现的关键路径,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有效方式。目前,各地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有高有低,发展条件参差不齐,因此,摸清各地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发展基础和条件以及评价出各地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竞争力水平尤为重要。文章以四川为例,在分析四川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基础上,采用GEMS模型对四川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得出了四川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但在企业、市场和环境等几个因素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产业集群发展,基础方面也还有待提高的结论。最后,对四川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外经验对陕西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启示

国外军民融合的经验是"军民一体化"发展,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以军带民,以军转民。陕西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中的问题是军工企业对陕西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军民融合的体制不健全,缺乏顶层设计;军民融合产业的投资主体相对单一,融资问题依然突出;军工企业对发展民品重视不够,军民融合度低。国外经验对陕西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启示是进行顶层设计,加强军民融合的制度创新;制定军民两用技术发展计划,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化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制定法律法规,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环境。     

国有军工企业军民融合研究

为探索国有军工企业军民融合发展，本文主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通过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国有军工企业未来的军民融合发展做了前瞻性的分析研究。主要结论是：军民融合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阶段性，“军转民”是军民融合发展的初级阶段，“军民一体化”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军民融合由“军转民”到“军民一体化”是一次制度变迁过程。     

军民融合物流体系构建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军民融合的物流体系是军民融合重要思想在物流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体现,是军队现代后勤工作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当前物流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阐述构建军民融合物流体系的必要性,分析军事物流和民用物流的异同及相互关系,通过系统研究军民融合物流的体系结构,从建立军民融合的物流法规体系、建设军民融合的物流基础设施、构建军民融合的物流信息平台、加强军民融合的联合物流演练等四个方面构建军民融合的物流体系.     

军民融合政策会提升军工上市公司绩效吗?

军民融合是国家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重大战略,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中国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军民融合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章特定于从军工上市公司"股价变化"的角度,对24部国家层面的军民融合政策效果进行定量评估,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实现了两个创新.在研究内容方面,把2013—2019年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时期颁布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看作是"连续发生的同类事件",研究了事件的发生对十一大军工集团旗下的86家军工上市公司短期股价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军民融合政策的颁布并没有对军工上市公司的短期股价产生显著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使用了事件分析法实现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有机的结合,对军民融合政策进行了系统量化评估.     

政府扶持与研发溢出提升了军民融合企业产品质量吗——基于行业竞争压力的视角

选用2009—2017年军民融合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事后反推法测算企业产品质量,并运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政府扶持与研发溢出对军民融合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军民融合企业的产品质量需进一步提升,政府扶持和物化溢出均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但人力资本溢出不利于产品质量提升;以行业竞争压力为调节变量,发现在竞争压力较大的行业中,政府扶持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较明显;在竞争压力较小的行业中,物化溢出显著促进产品质量提升;随着军民深度融合,行业竞争压力的调节效应明显增强,政府税收优惠更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物化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仍不显著。     

基于创新链的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分析

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与军民融合战略背景下，研究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相关问题，对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创新链理论，对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创新链的视角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存在军民创新体系分离、创新主体地位不明确、协同主动性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从创新链的角度，应当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核心企业主导的创新联盟、完善创新资源共享机制等方面推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     

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探索及启示——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例

卡内基梅隆大学是美国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较为成功的高校，该校在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方面采取的举措主要有积极响应科技政策号召、加强与国防机构合作以及培养军民融合创新人才等。同时，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本研究通过分析卡内基梅隆大学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举措与挑战，提出了对我国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的启示。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立法研究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存在着立法碎片化、立法层级低等不足之处,导致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不清、职责交叉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缺乏强制力保障等问题,不利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通过制定军民融合基本法律,规范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保障措施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中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应当借鉴美国等军民融合较为成功的经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统一的军民融合发展基本法,对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具体措施和法律责任作出框架性规定,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法治保障体系的基础。     

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运行机制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

当前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实现资源有序联系和科学配置,理清其组建过程和运行逻辑,对优化军民融合产业,提高协同网络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内在运行机制和逻辑.研究发现:在军民融合产业协同创新网络中,政府是核心行动者,国有军工企业、军队等是其他人类行动者,产业环境、发展愿景是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创新网络初期运行过程中,政府通过识别强制通行点,挖掘并赋予合作利益,吸引其他行动者加入网络;协同创新网络进入动员阶段后存在多种参与模式,核心行动者或变为军工企业,需要各行动者及时关注,调整身份.这将为军民融合产业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角度和思路.     

金融支持军民融合产业创新研究--以西安为例

军民融合产业将促进军工产业融入地方经济,实现与地方的民用产业的对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由于缺乏良好的融资机制和政策支持,西安的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途径主要有：金融支持是军民融合产业降低融资成本,突破金融瓶颈;完善军民产业融合的顶层设计;加大商业银行对军民融合产业支持的力度;多渠道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军民融合产业。     

关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思考

优化资源配置是军民融合的本质,也是理解军民融合内涵的重要思路。军民融合的逻辑起点在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的关键在于社会总需求的牵引,并兼顾多种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军民融合体现的是国家整体利益,需要把它转化为各利益主体都可以接受并能积极推进的工作格局。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关键要抓住优化资源配置,国家、政府、军队、产业、企业不同层级各有所侧重展开工作。国家注重顶层设计,政府部门按职能分工贯彻军民融合战略,军队部门重在破除封闭体系,产业层面注重产业融合,企业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快企业改革。     

国民经济动员立法的必要性及重难点

军民融合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动员作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中极为重要的领域,急需出台《国民经济动员法》予以规范和保障国民经济动员活动。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体制机制及政策法规。《国民经济动员法》需要解决何谓规范意义上的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动员的新要求、综合性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国民经济动员的新功能、国民经济动员权责和程序及国民经济动员实施的动力机制等问题,需要理顺国民经济动员的主管机构、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职能及国民经济动员的指挥体制。     

改革开放四十年军民融合发展的演进与展望

军民融合发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坚持发展与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对军民融合发展进行了不懈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内涵不断丰富、实践不断拓展,确立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并在新时代走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深入实践,以期为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武器装备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又是国家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背景下,应加快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坚持国家主导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扩大军工体系开放,推进军地资源共享,加强协同创新;完善军地需求对接,推动民用高端产业发展和尖端武器装备升级;加强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全价值链体系建设,形成特色,充分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川陕渝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路径的思考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是当今世界军工业发展的潮流。英、美“军民一体化”,德、日“寓军与民”,俄罗斯“先军后民”,以色列“以军带民”,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路径,为我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西部地区川陕渝三地为国防工业建设重镇,在军民融合上已经发展出了“军地融合”“军民高新技术融合”“多主体协同军民融合”等三种路径。但在当今时代需求面前,我国国防工业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强化制度创新,加大、加快高新技术融合,构建集成创新体系,完善国家军民融合立法,提升军民融合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