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的再认识

明代王阳明心学,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哲学史上主观唯心论的典型。从王阳明心学的深层涵义来看,王阳明心学在主要意义上是价值论哲学,与通常所理解的主观唯心论并不相同。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诠释王阳明心学,则从根本上偏离了王阳明心学的实际,并不恰当。     

良知与孝道

“良知”是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基石,是理解王阳明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孝道是道德规范之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先天道德意识,有“良知”自然知孝。但是只是知道孝而不做到孝,也不是真正的孝。王阳明的孝道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具有启示意义。文章从王阳明孝之认识、孝之践行、孝之启示三方面来阐述王阳明围绕“良知说”而论及的孝道问题。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王阳明对理学德育思想的变革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变革是全面而深刻的。关于哲学、经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都无不涉及。然而要对这些问题展开全面讨论不是笔者在此文所能力为的,这里主要讨论王阳明对程朱理学道德教育理论的变革,并且分析一下王阳明在德育理论上的贡献。 一、改变了理学道德和德育的哲学基础,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知行合一”论。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古代汉语语法二辨

古代汉语中,在词法方面,特殊代词“所”字的通常用法普遍认为是位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前面。其实这只是用法之一,未能包括“所”字作为辅助性代词的通常用法。“所”字作为辅助性代词的另一种通常用法是:插在主谓结构之间,变主谓结构为偏正结构,变主谓关系为偏正关系,并指代动作行为的对象。在句法方面,还有一种未曾提到的语法现象,即古代汉语的“与动”用法。“与动”用法形式上不出现“与”字,而在意念上却含有“与……”的意义,这种用法的动词应译为“与……怎么样”。     

王阳明仁德修养过程论及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发

人如何达于至善,是儒家思想从孔子到王阳明的主题。王阳明认为,人皆具“无善无恶”之纯善本心,并认为这是人皆可达于至善之前提和基础;但大多数人要长期经历在实事上磨练之“为善去恶”过程,才能达到 “物来顺应”、自在快乐的至善境界。阳明关于道德修养如何不断提升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请别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

近几年来,有人为抬高王阳明心学,编造历史,认为青年毛泽东“ 对《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字逐句做批注”,毛泽东是“王阳明心学的实践者”,毛泽东能打胜仗是受阳明“心上学”的影响等等。本文旨在明辨某些人拉毛泽东为“王阳明热”抬轿而制造的种种不实之词。     

管子“心术”与阳明“心学”思想之比较初探

管子“心术”思想和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具有博大的内容和深远的价值。对管子“心术”和王阳明“心学”进行比较分析,这是初步的学术尝试。研究二者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心术”及“心学”思想,拓展对两种思想的传统理解。     

论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

王阳明心学自产生以来,便备受当时学者们的关注,其信奉者、追随者较多.不过,它又是一种较易引起争议的学说.在王阳明心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罗钦顺即与王阳明展开辩驳.他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可归纳为以下数方面:一是从体用、修养工夫、常识等角度批驳了王阳明关于“良知即天理”之类的说法;二是认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会滋生“求内遗外”等弊病;三是反对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正念头”,等等.罗钦顺批驳、辩难王阳明心学,旨在扭转王阳明心学过于内在化的倾向.不过,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也有不合理之处.     

李栗谷对王阳明“心学”思想之融合性传承

李栗谷与李退溪并称朝鲜性理学的“双璧”。作为“栗谷”学派的创始人,李栗谷思想兼容并取,不墨守所谓的正统性理学,细究其理论学说中亦具有极其丰富的王阳明“心学”内涵。以李栗谷思想中的“道本于心”“至善与中”及“知行并进”等理论为中心,可验证李栗谷学说中的诸多理论皆与王阳明“心学”思想是相当契合的,亦具有十分明显的融合与传承王阳明“心学”之特征。     

王阳明的良知体验审美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王阳明关于境界与美，意义与审美体验，以及“虚灵”态度与“体”“觉”审美体验方式等三大问题，并初步探讨了王阳明美学的良知体验特点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