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革命与精神胜利法

鲁迅从立民立国的角度,一生致力于国民性改造。为此,他利用杂文和小说,以巨大的沉痛剥露和针砭国民弱点。而在种种国民性弱点中,鲁迅最深恶痛绝的还是奴性意识与行为。可以说,阿Q形象的创造是鲁迅积十几年对国民性的忧思而化成的艺术典型。缺乏起码的民主平等意识和自我意识是阿Q的基本思想特征。他一无所有,却对此无动于衷;他处处受压迫,却不想有所抗争,这是一种典型的奴隶生存哲学。在阿Q的思想观念中,“民主”“平等”“自我”一律不存在。他的整个思想观念是被异化了的,是被传统封建观念所窒息了的,并且他自身已经没有能力走出这种奴性意识的怪圈。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梁启超等启蒙先驱提出了中国"国民性"问题,鲁迅接过他们的大旗,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剖析,形成了他最具"思想史"价值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上,具体为四个方面"奴才"式的"谄"与"专制者"式的"骄";"瞒和骗";冷漠、麻木的"看客"心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     

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根源

阿Ｑ“精神胜利法”作为“国民性”的弱点，在中国历史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探讨其形成的根源，对于在更深的层次成揭示阿Ｑ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社会、思想意义。文章通过从不同角度的透视，剖析了阿Ｑ“精神胜利法”形成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以及特定的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关键词     

关于国民性之"在"的追问

20世纪西方国民性研究的根本缺陷,是缺失对国民性之“在”的形而上追问。国民性之“在”是本体论问题,它关注国民性的存在一般,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国民性之有无。这个问题的内涵有两个方面:其一,国民性是否存在?其二,如何确证国民性的存在?国民性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它表征着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客观性和特殊性,就是国民性之“在”的本体根据。国民性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或者是“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而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正是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人格表征,赋予了国民性以普遍性的规定。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被一同创造出来的,是世代积淀和不断内化、传承、嬗变的产物。因此,国民性不是类概念,而是集合概念;不是量的概念,而是质的概念,尽管它通常总是与多数人联系在一起。决定一种人格是否代表国民性,从根本上讲,不取决于它被多少人拥有,而取决于这种人格能否满足既定文化对人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人格是否表征了文化的特殊性。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阿Q正传》的深层文化意识

儒释道作为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阿 Q正传》中呈现出没落的命运。人性恶集中显现 ,　　人性空前异化的年代里 ,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原型被重新激活 ,并在鲁迅手中因与阿 Q个性形式聚合为一体而获得了现实生命力。阿 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体现为人性弱点和阶级压迫中精神奴役创伤相结合的产物 ,这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阴影 ,而主奴双重性则是中国“家天下”社会的特产。鲁迅的文本既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政治 ,更是以文化隐喻的方式影射人类     

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严酷的国际竞争局势,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把官僚化、文人化、乡愿化、阿Q化的“柔道的人格型”改造为具有柯伯尼宇宙观、战士式人生观、“忠为第一”、文武并重的“刚道的人格型”。战国策派还试图往文学艺术中灌注“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来促进国民性的改造。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重庆抗战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