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简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行政政治问责的再分析

行政问责存在多种类型,其中,最为复杂的是行政政治问责。通过对政治问责主体的分类,结合其发展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问责机制特点予以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揭示民主问责、行政问责和行政政治问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有利于澄清国内各方在行政问责认识方面存在的一些误解。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未制定统一的法律规范,只是散见于一些条例和规定中。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有诸多问题,主要有缺乏专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范围过窄、问责程序不健全等问题。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制定专门的"行政问责法",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强化外部问责、扩大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以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积极作用。     

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测度与运行效果——基于149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以问责程序为视角,通过对2008—2014年人民网舆情频道案例库案例的定量分析,测度网络行政问责的特征和效果.研究发现,网络行政问责发起、处理的效率逐年提高;发起工具主要是网络论坛发帖和微博、博客曝光;问责内容侧重领导干部或公务员的“恶劣言行”“选拔任用”“生活作风”等;问责原因以违反执业规范和行政违规为主,多属事中和事后的监督;问责对象指向处级以下领导干部;问责结果多涉及停职和免职等.结果表明,网络公众和传统媒体不断融合,共同促进问责效率提高;建立从网络公共舆论到党政部门启动问责的衔接机制,细化实体行政问责制度,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网络行政问责的效果.     

我国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一体化的思考

通过对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关系及现有制度体系的思考,认为完善问责制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行政问责与党内问责必须一体化,从而实现问责效果的公正性。     

公民问责:理论意义与制度设计

公民问责是行政问责的一部分,是行政问责的深化。公民问责,是指由公民个人依法启动国家的制度资源,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进行质询和审查的权力监督活动。公民问责遵循以私权限制公权的逻辑,以实现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保障和救济。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制主要包括宪法诉讼制度、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以及信访和举报制度等。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制,关键是要建构和完善公民问责的制度平台,降低实施公民问责的"门槛",增强对公民问责的支持和援助,给予公民问责以充分的保护和激励。     

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探析

确立行政问责基本原则是保障行政问责健康运行的需要,也是完善和统一行政问责制度的需要.行政问责应当坚持依法问责、公正公开、权责一致、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问责救济原则.落实行政问责基本原则亟需制定<行政问责法>,统一行政问责法制;实行问责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构建司法救济制度,保障行政问责对象的合法权益;优化行政问责环境,实现行政问责常态化、制度化.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论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防止腐败和遏制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目前,面对诸多的重大事故,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责任人难以实施有效的问责追究.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将行政问责制度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行政问责制的主体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一种现代行政制度安排,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变革。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作,有赖于扭转"官员问责"的强力纠偏,从"官员问责"走向"问责官员",实现从"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的转变,使民众成为行政问责的本源主体。同时,还必须强化人大的权力监督,发挥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健全司法机关监督,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和民众的知情权,等等,以此来保障行政问责制的程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责任政府: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当今,"责任政府"既是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是政府改革追求的主要模式.责任政府的落定需要遵循从"学术"到"立法"再到"机制"的发展逻辑.在学术层面上,它体现为:教授与学者研究的理论表达;专著与论文所隐含的价值规范;话语与命题对制度建设的引导.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规范是当今中国行政问责的必然进路之一;同时,基于中国行政问责立法的现状,确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路也是合理的.在机制层面上,在遵循行政问责机制建构"一般理路"与"宏观路径"的基础上,要重视机制建构的"三个结合".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政治问责的内涵及其实现——一项基于最新研究进展的述评

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而言,政治问责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然而,政治问责的内涵纷繁复杂、变化多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惩罚,相关的理论问题亟待厘清。本文在现有西方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可控性、透明度和回应性是支撑政治问责内涵的核心要素;在实现机制上,选举问责、平行问责、社会问责以及共同治理的问责是四种突显且优势互补的模式;就政治问责绩效而言,与制度化变量、结构变量以及行动者要素密切相关,这三组因素之间的互动将最终决定是否进行政治问责、以及能实现何种绩效的政治问责。     

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行政问责制作为独立于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权利体系,其产生和发展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也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自律、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规范权力运用的保障机制和有力举措.当前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度已成为比较成熟的行政制度,其理论和实践对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关于行政问责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责任内阁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行政问责的核心内容是"责任",包括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四个方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政务公开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前提条件;构筑行政首长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外在条件.     

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构建

科学的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内蕴"什么是问责"、"因何问责"、"如何问责"和"问责后续"四个相互衔接和有机配套的要素环节与机制体系.运用此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对"贵州瓮安事件"进行个案考察,分析了行政问责制在实际中的推进现状以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从问责理念转型和运作机制整合两个层面,探求构建"中国式无缝隙行政问责制度体系"的有效途径,以期全面推进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     

制度的虚置与行动者的缺席——基于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问题的分析

对于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人们普遍提出了异体问责的主张。同体问责是必要的,但同体问责的弊病既是客观的事实,也是制度决定论及想象的结果。无论是同体问责还是异体问责,都面临着制度虚置和行动者缺席的问题。推进行政问责,发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非常重要,但行动者是能动性的要素,必须要寻找激励行动者的方法,激活潜在的问责者。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