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政府职能转型与社会组织培育:政治嵌入与个案经验的双重路径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和社会组织培育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两个重要动力来源。学界目前对于政府如何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关注较多,而对于如何培育社会组织以及如何解释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培育的现状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运用嵌入性理论,结合地方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个案经验,对我国社会组织的培育现状进行了考察和阐释。整体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培育呈现出政治嵌入的特征,这种政治嵌入的方式属于政府职能转型时期对社会组织培育进行控制的一种过渡性路径,其发展的方向是一种宽松的培育路径。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及其构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防范性管理关系不利于生成社会资本,因而无法破解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我们只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恪守法治原则、培养合作意识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培育治理理念、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等措施,构建二者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才能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政府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政府以多种形式向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近年中国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式之一,也是推动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发展的助力之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向区社工协会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这两个支持型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下,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不足,束缚了政府购买效果的发挥.因此,应当从政府理念、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出发,促进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使政府购买得以深化.     

社工机构的生成路径与运作困境分析

培育社会工作机构,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应对社会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建立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的需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赋予社会工作机构合法性,给社工机构提供资源支持,推动社工机构开展服务工作。但在强政府背景下,受资源依赖、组织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全面介入也导致社工机构在自主性、专业性、认同性三方面出现不足。对此,需要社工机构在寻求政府支持与保持自身独立之间寻求平衡。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依据民间组织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实现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建设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是衡量和评价社会组织建设成效的关键因素。目前,公信力不足是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从长远和根本意义上讲,应当将培育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作为社会组织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关键因素,深入分析和全面认识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意义、来源,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措施培育、维护和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促进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状、作用和对策研究——基于湖南岳阳市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之视角

要切实重视社会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组织培育壮大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解决社会组织的"定性"问题;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加大力度转移政府职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解决社会组织"定位"问题;切实治理和优化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环境,增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服务能力,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型"问题;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益经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解决社会组织的"定向"问题。     

新时期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新时期加强和改善民生建设,应更加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全面推进民生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到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是补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良方,是特殊群体分忧解难的依赖,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主体;同时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倾向,而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关注不够,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明显不足。为此,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慈善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政策思考

本文分析了慈善事业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指出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政府应当培育和发展慈善组织。从现实需要看,当前中国不仅仅需要培育狭义的慈善组织,也需要培育广义的慈善组织,特别是立足于社区层面的基层慈善组织。而全国性、全省性等高层级的慈善组织应当更多向基层慈善组织的支持性组织过渡。在培育模式的选择上,从培育的动力、培育的能力与可行性角度分析,民政主导模式、基层政府主导模式、业务主管部门主导模式和专门机构主导模式各有优缺点,基于国内四种慈善组织培育模式的局限和国际发展的趋势,中国未来也应当选择统一培育模式。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合力或抗力: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问题研究

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直达基层、贴近居民的现实需要.当前,政府社会服务社区化过程中存在着地方责任大而能力不足、政府部门单干多而协作少、政府包办多而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社区建设背景下,需要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改革,促使中央与地方间、政府部门间、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间形成合力而不出现抗力.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