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文士佛学修养论略

魏晋隋唐时期文人学士多喜与名僧交好,兼修内外,在诸多方面体现出深厚的佛学修养.王公贵族、丈人学士的佛学修养与佛教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理论的本土化.     

陈寅恪的“体、用”观与其魏晋隋唐史研究

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之言,为学人熟知,理解各有不同,但其实反映了他对中外文化交流,抱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处“西学”亦指“虏学”)的基本态度。由此立场出发,陈以魏晋、隋唐史为专攻,希图以史为鉴,指出文化交流的“一致性”:“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但陈并非族裔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者,而是强调胡人、汉人之分不如胡化、汉化更为重要,又指出汉末以来各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及诸文化间的互动和交流,促成了隋唐的强盛。陈揭示这一阶段历史发展阶段的个别性,为的是以小见大,概括历史演化的通则,表现为历史主义的思维。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论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历史文献学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许多具体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同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联的。后者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历史文献的价值的认识更深入 ,二是关于历史文献学史的意识更自觉、更成体系 ,三是对史注的见解更丰富。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值得认真总结。此外 ,唐代君臣对整理、积累文献的重视及其成就 ,也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陶渊明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生活在东晋后期,这时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作过太守一类的官,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经没落,因此他从小就过着贫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

“村”的出现是魏晋南朝时期地方结构的一大特色。村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具体的时代因素。南朝的村形制各异,规模非一,与其来源形式的多元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魏晋时期的诗性和信仰

本文讨论了魏晋时期的文艺和思想特征,认为它是个具有诗意和追求信仰的 时代,它在文艺史上的意义在于突出了文本自主性,关于人的理解方面,它强调人的形体 的独立意义,由此,女性形象和精神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从自然的本体意识到山水诗的 写作意味着魏晋风格的消亡。     

魏晋风度与晋宋风流辨

魏晋风度和晋宋风流代表了不同时期士人们不同的价值取向:魏晋人率性任诞的背后深藏着巨大的无奈与悲痛,而晋宋人潇洒旷达的气度才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真与精神的自由。     

隋唐五代的林业官制

隋朝创立新型职官制度,唐五代承之,虽因时损益,仍以三省六部诸寺诸监为其行政中心。其中尚书省户部(本司、度支司)、工部(本司、虞部司)分掌营林与利用之政令,属于林业政务机关;司农寺、将作监、少府监及其所辖有关的署、监分掌劝课农桑、竹木种植、材木采伐、薪炭供应、园林管护以及木工技巧等具体事务,属于林业事务(职能)机关。而后者并不隶属于前者,却须仰承前者之政令,显示了隋唐五代林业官制既分散布局,又集中指挥的重要特点。     

魏晋清谈兴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文化风尚，魏晋清谈之兴起，有其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大致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魏晋之际，政治险恶，各政治集团的争斗日趋激烈。士人稍有不慎，极易招来杀身之祸。故士人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口吐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     

魏晋经学的演变

儒家经学在魏晋时期发生演变,而其传统地位在黄河流域仍得以继续.汉魏之际,汉学衰而郑学盛;魏晋之际,王学出而郑学衰.魏石经的刊刻,是魏晋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西晋王朝的覆亡,王学亦为后人所弃,但儒学传统仍在中原地区继续传承.     

浅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 ,但并未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则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流派的涌现”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魏晋南北朝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时代     

论隋唐时期广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态势--兼论隋唐对广西的统治和汉族的发展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历东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广西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有了较大发展.隋唐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的关系,唐文化直接传播到了广西地区,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与经济的发展;边疆各族人民为丰富盛唐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隋唐时期佛教与法的关系

隋朝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复兴佛教。唐朝初期对佛教的法律限制比较严格。武则天时期 ,确定了佛教在宗教中的优先地位 ,使佛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僧人干预政治及佛教滥无限制的发展 ,导致唐武宗以法废除佛教     

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与影响

以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为依据,并结合隋唐长安城的布局进行比较分析,认为隋唐洛阳城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为五点:以京师长安为摹本;加强军事防御性;经济中心的转移与仓城的设立;规整里坊以繁荣经济;水陆畅通,交通便利。隋唐洛阳城是一座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都城,对唐以后的都城及邻近国家,尤其对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的设计也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唐诗人接受鲍照诗的进程

鲍照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对于唐诗的整体风貌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影响。隋至唐初诗人对鲍照的接受,一路沿着鲍照艳丽柔媚婉转的乐府诗的路数前行,另一路边塞军旅诗,在题材与内容上都是对鲍照边塞诗的承袭与拓展,而初唐怀古都城诗最能体现鲍照的影响;盛唐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鲍诗的影响,同时诗评家们也表现对鲍照的极大热情;中唐诗派中平易近人、奇诡怪异的极端两派创作中都有鲍照的因子;晚唐诗歌讲求技巧,鲍照诗的“朽构成形、淫靡”切合了时尚要求,受到此际主要作家的全面推崇。     

浅论隋唐时期的医学用语

摘要:传统医学用语到了隋唐时期进入了总结、发展的阶段,需要整理总结汉晋以来相当混乱的用语,而客观上用语的分化又已经达到细密的程度,本文主要说明这种演变情况、当时医学用语的特点及其与整个古代语言背景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