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我国刑法通过明文规定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和其他定罪量刑原则以及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人权保障机能，但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死刑条款较多，与现代刑法应有的人权保障机能之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刑法的若干人权保障法条存虚置现象。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当对刑法总则中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增加人权保障内容；对刑法分则有关内容进行修改，逐步削减死刑条款；对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采取刑法之外的综合补强措施，包括推进刑法宪法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程序保障及调整刑事政策等。     

试论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性及其保障

少数民族人权与汉族的普遍人权相比有许多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要求在人权保障领域应给予其特殊的法律保障.本文从人权的概念和起源入手,论述了少数民族人权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即作为弱势群体人权的特殊性和作为特殊群体人权的特殊性,并详细阐述了宪法、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规范、及民族习惯法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     

试论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法治保障

本文重点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以及如何运用法治保障少数民族人权。运用法治手段保障少数民族人权应着力解决好几个问题 :树立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威 ;建构我国民族法律体系 ;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 ;建立公正廉洁的司法制度。     

论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与和谐社会构建

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护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党和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不仅确立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制度.但是,我国少数民族人权法律保护方面也还存在着问题,建立和完善对少数民族人权保障的社会保障性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度,是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论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等定罪量刑原则以及犯罪与刑罚的一系列条款,较好地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例如,刑法宪法化的程度还不够完善,人权保障在刑法中的地位还不够突出,老百姓对刑法的认知还不够准确,死刑条款较多,等。在人权入宪的新形势下,为了强化我国刑法的人权保障,应当运用宪法保证刑法的实施,对刑法的理解应当进一步地升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建立一套和现代法治精神相符合的保安处分制度等。     

人权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不断地健全刑法对人权的法制保障.本文就人权具体体现在我国刑法中的刑法的创制过程与人权保障、刑法的基本原则与人权、刑法中刑事责任年龄与人权三个方面作一探析.     

论我国刑法的人权思想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并要求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我国新刑法诞生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嬗变必然引起刑法价值观念的转变,新时期的刑法突出强调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体现了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但毕竟我国现阶段还处于价值观念转变时期,我国对人权的保障还存在历史的局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权思想也将不断深入人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将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     

论少数民族人权的法律保障

少数民族人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构成少数民族人权的核心内容,是国际和国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管理自治权是少数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强有力保障。     

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保护

联合国建立以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文件对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作出规定,但这些国际文件都不能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向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国家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对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少数民族的人权得到真正保障。     

我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中共同犯罪成立条件之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各国对其成立条件的规定均与单个人犯罪不同。主要对内地与香港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即共同犯罪的主体条件、共同犯罪的主观条件以及共同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以资两地刑事立法互相借鉴。     

论我国《反恐怖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大局的根本之策。我国《反恐怖法》立法,应坚持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入宪,明确＂恐怖主义犯罪＂核心概念,坚持刑法为主、民法与行政法为辅,不同类型规范并存,从严从重处罚,国际反恐合作,立法适度超前等基本原则,以有效地惩治恐怖主义犯罪。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贡献

法律有稳定性,但是适应时代发展进行修改也十分重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7年实施以来已经过了15个年头,一些制度、程序已经无法适用当今司法实践的需要。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草案。草案在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维护程序正义三方面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有着新的贡献。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行为是刑法中犯罪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关于什么是行为,目前学界却远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主张从刑法规范的立场出发,在犯罪客观要件中研究行为概念,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指人的意思可以支配的违反刑法规范的侵犯法益的身体动静;行为具有有体性、有意性、有害性和违法性四个特征。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起诉方式的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 ,而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几乎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 ,这不利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不利于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当前 ,一些地方进行的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的改革探索是有益的。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对此充分重视 ,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立有关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     

浅析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侧重分析了个人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地位,并界定了其内涵和外延,进而认为,个人连同法人和国家,都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最后,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国家责任、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概念。     

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论透析

根据立法论 ,1994年《监狱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 ,在宏观上构成了我国的现行刑事法律体系 ,然而 ,其成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相互之间微观衔接欠佳不容忽视 ,主要可归纳为法律语言表述不统一、衔接空缺两个方面 ,有待于通过法律解释、法律修订进一步完善     

刑法中“组织、领导”行为类型探究

组织、领导行为作为我国刑法所规范涉罪行为类型中少有的集实行性与非实行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为样态,不 仅关系着总则中特殊共犯类型主体的身份界定、刑事责任承担,更是决定着分则中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其丰富的内 涵及复杂多变的存在状态须得到系统关注。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452 个罪名的整合梳理,在尚不涵盖评价聚众犯罪 中首要分子行为手段的前提下,单以组织、领导特定行为为模式的成罪罪名即达十几项之多,基础行为概念已然不能 满足对上述所规范组织、领导行为的认知,具体行为内涵应作更为清晰、深刻的区分阐释。组织、领导行为的独立归罪 颠覆了其身居幕后的“传统”属性,因此立法的选择使我们必须尤为注意成罪的正当根据,即在把握入罪同异规律的同 时考量国家阶段性刑事政策精神的变迁进程。实践中应正视双罚组织、领导行为入罪评价的必要性,合理丈量人权保 障的基点,避免刑罚过剩。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对中国当代性法律之再探讨——与李银河先生商榷

法律对性行为的调节不仅仅是刑法中的三条规定,涉性的法律贯穿在《婚姻法》、《继承法》、《民法》等法律中,国家行为与风俗、道德等共同干涉性行为是不会被改变的,改变的只会是干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