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分工下的产业集群演进

通过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进而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梳理,从专业化分工视角考察和分析产业集群形成的诱因,厘清了专业化分工与产业集群演进的互动机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通过组织和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产业集群的发展又会提高交易效率,并降低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分工演化。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同时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与产业集群之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专业化分工理论与产业集群的演进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和产业报酬递增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如果从分工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同时,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与产业集群之间又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产业集群的"超稳定结构"及其突破研究

从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可能会形成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超稳定结构",从而抑制产业集群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致使产业集群走向衰退.产业集群的"超稳定结构"主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基于网络层级关系的"超稳定结构";二是基于社会根植特性的"超稳定结构".产业集群应通过实行全球化市场的持续扩张、深化专业化分工的业务领域、拓宽专业化分工的空间区域等措施,突破产业集群的"超稳定结构",以促进产业集群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马克思分工协作理论视角下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

马克思对分工协作问题有深刻的论述,其劳动分工协作思想具有一般意义产业集群的基本生产方式是分工协作,因而,可以用马克思的分工协作理论对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行科学解释。集群是一种典型的集地理区域分工与产业分工于一体的现象,集群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内部企业间高度的劳动分工提高了企业生产、学习和创新效率。不仅如此,集群企业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共同和相似的技术需求、社会资本的存在、企业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促成了企业之间密切的协作关系,协作不仅克服了分工与交易二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产生集体力和社会生产力。     

产业集群发展内源动力机制分析

为探讨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问题,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内源动力的构成要素,指出产业集群内源动力包括社会网络的协调信任机制、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和学习机制、专业化分工与自我约束机制。提出产业集群内源动力三机制分别促进产业集群系统的交易规模、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提高,推动了产业集群内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的不断集聚,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为了论证区域经济增长的产业集群效应,以浙江和陕西两省2000-2006年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的相关指标为变量,在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框架下,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ar)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两省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后认为:无论是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促进浙江、陕西两省经济增长的共同原因.专业化分工水平在陕西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作用显著.浙江、陕西两省的地方化优势产业及其经济发展的实践,验证了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群成长正相关假设的正确性.因此,陕西经济的振兴,必须高度重视产业集群,尤其是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继续拓展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提升以创新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引领全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重塑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是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支撑。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发展高地，有条件引领推动国内产业链循环的重塑和升级。基于2006—2020年期间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大循环对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效应不断减弱，国内市场分割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呈现减弱趋势。研究表示长三角制造业应更加依托国内大市场构建转型升级新路径，在推动国内大循环中，寻求产业链向上突破，发挥自身技术和集群优势，引领建立更加强大的国内产业链，深化跨区域垂直专业化分工关系，提高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提升与国内外创新体系的关联性。     

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西部经济振兴策略

市场激烈的竞争由企业的竞争逐渐表现为产业集群的竞争,发展产业集群是振兴西部经济的趋向。目前,西部地区现存的产业集群创新动力不强,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集群内企业间尚未形成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没有明显的规模效应;产业链残损;适合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如下几方面措施:科学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建立制度创新体系;做强核心企业,提高中小企业的配套能力,打响区域品牌;对集群内的产业链进行整合;培育产业集群文化,构建和谐的区域创新环境。     

分工协作、交易费用与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产业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是一个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产业集群作为中间性组织形式之一,其存在和发展不仅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而且产业集群本身又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群是一种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制度”形式。     

集群企业的知识特征:生产分工与知识分工的一致性——基于南京大明路汽车销售与服务集群的分析

如果从知识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出发,可以将企业的知识划分为核心知识与外围知识。已有研究表明,对单个企业而言,其知识是一体化的,企业间的生产分工并不必然带来同步的知识分工,因而生产外包不会削弱企业的外围知识对其创新绩效的贡献度。但是在产业集群环境下,外围知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仍然保持这一特性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本文以南京市大明路汽车销售与服务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在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的生产分工与知识分工有可能同步,因为此时企业的外围知识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性影响,从而阐明了集群内企业区别于非集群企业的一个知识特征。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县域民营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北枣阳为例

县域经济民营化是在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的驱动下进行的,其经济逻辑是产权改革、市场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制度分析的框架下,县域经济民营化的制度演进形式表现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从智力外溢和企业家效应两个层面对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可以为解释民营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发育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湖北枣阳摩擦材料产业集群的发展对这一解释给予经验的支持。     

基于超边际分析的产品模块化及其 集群内生演进机理研究

模块化集群是一个交易效率提高、学习费用降低和劳动分工深化的平衡过程，其实质就是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相互平衡过程。分工有利于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技术标准化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模块化技术及产品模块化及其集群的发展，而产品的模块化及其集群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提高，进而促进分工的演进，因此，模块化集群就是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技术标准化程度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效率的提升而不断演进的，其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     

“十四五”时期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着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依据,分工可以促进专业化,实现微观分工、宏观分工和国际分工的衔接,实现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的有机结合,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衔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蕴意是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促进中国以国际分工、国际市场和国际循环为主体的旧的分工体系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的转化。从分工理论视角下构建基于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基本要求出发,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路径,是以分工理论为指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为前提,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 构建具有自主创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消费引领创新,培育新型消费体系; 把国内流通与国际供应链体系相融合,推进中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在更高开放水平上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相对接,用优进优出的发展模式,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路径依赖、合作秩序与农村经济组织演化

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整体进程。从路径依赖效应视角解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演化问题，是在界定路径依赖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分析路径依赖效应对农村经济主体合作秩序的影响，可见虽然这种效应对形成相对稳态的合作具有价值，但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能力及合作秩序的拓展有抑制作用。在经济社会转型中这种路径依赖的负面效应需要从长时期演化视角进行分析和认识，其负面影响表现在对社会分工的抑制等诸多方面，而路径创新则是农村经济组织演化朝着更加富有效率和价值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新格局与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新一轮国际分工发展中的定位,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在新国际分工模式下形成新的格局与特点,强调指出,创新性的发展新格局思维、构建参与区域分工的合格主体以及在多边体系下娴熟的市场竞争游戏规则与技巧的运用,必然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成败的关键。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价值链理论视角的我国企业集群隐性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一个"放大"了的准等级型集群价值链。显性升级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位置攀升,是技术导向性的升级模式;而企业集群隐性升级本质上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倚重于集群网络资本的生成与整合。与显性升级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我国产业格局现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群采取隐性升级模式更具可行性。章丘有机玻璃集群和诸城汽车企业集群的升级案例探索了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隐性升级的实现路径。     

分工、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以古典经济学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为切入点,以分工-交易成本、技术创新及其相互作用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产业结构的变迁本质上是分工深化的结果,而分工的深化本身是技术创新作用的结果,并进一步促进了技术创新.因此,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也就表现为分工与技术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促进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