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战争责任问题长期搁置的历史原因

20 0 1年 4月 3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审定机关通过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中学“公民”、“历史”教科书。这两册教科书完全按照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 ,把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描写成“亚洲解放战争”、“自卫战争”,把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说成是“合乎国际法”、“合理”等等 ,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震惊。然而 ,面对中国、韩国等当年曾经深受其害的亚洲国家的反对和抗议 ,日本政府竟以“不便干预”、“审定自主”等为借口 ,拒绝对无视历史事实、美化“大东亚战争”的教科书进行实质性修改。这一事实…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实质

战后迄今 ,日本国内围绕教科书的斗争从未中断。它一直是日本国内不同历史观较量的一个焦点 ,并几度引起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摩擦。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些探讨。一、战后以来的教科书问题根据日本国会 1 953年修改的《学校教育法》,教科书的审定权归文部大臣。 1 955年日本执政的民主党 (同年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开始对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提出批评。该党发表《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专集称 :某教科书中“日本‘侵略大陆史’占了大部分。而且 ,正像中共的儿童所受到的教育那样 ,日本被描写成‘东洋鬼子’”,“教科书逐渐被红色魔爪…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论战后日本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

“高度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日本在十九世纪成功赶上技术先进的西方,随后又取得经济上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日本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就对教育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国策的指导下,日本全面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教育制度。1893年,日本成立了     

日本侵华战争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

裕仁天皇战后一直为自己开脱战争罪责,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更将其誉为“和平使者”与“慈父”。本文依据天皇宫廷近臣的记录、日记和回忆录等可信资料,吸收日美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揭示裕仁天皇率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亲自操控全面侵华战争,动用皇族掌控侵华战争,公然违背国际法,“圣断”对美英开战的历史真相,确认其在日本酝酿、发动和实施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过程中,同军部、政府结成三位一体的战争指挥中枢,并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批判--从本居宣长到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可溯源至本居宣长。他的“真心之道”基于不辨是非、不分善恶的“主情主义”,他关于“神”的话语建立在对“理”和“善”的否定之上。这些都成为日本保守势力自我辩解、自我免罪的依据,并深深毒害日本民众,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养分,并一直延续至今日的“靖国辩解话语”。     

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看政府战争史观之变迁——以2000-2010年度的实例分析为中心

作为历史认识的集中体现,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其意义毋庸赘言。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和修订虽在阶段上呈现"改恶"与"改善"交替进行的状态,但在整体上呈现为全面右倾化的趋势。本文参考日本政府的审定意见,对比教科书修改前后的异同,用文本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其右倾化倾向的存在。     

日本教科书的“逆反路线”

“编纂会”新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称“皇室一脉相承，万世一系，是日本优秀的原因”；兜售“大东亚战争解放论”和“自卫战争论”两大否定侵略战争的理论；继续否定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教科书，文部科学省居然审定为“合格”。     

国际政治理论与中日历史问题

20 0 0年以来 ,围绕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撰的初中《新日本史》教科书的审定和出版 ,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数度参拜靖国神社 ,历史问题再度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层次分析、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出发 ,试图对中日历史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 ,以及解决或者缓和中日历史问题的途径提供某些解释。     

日本“税理士制度”评述

日本的“税理士”制度已有77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制度在日本的近现代化过程中,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上以及在税收的稳定性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研究和探讨日本的“税理士”制度,对搞好我们的税收工作或许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