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互变规律质疑》的质疑

吴鹏同志的《质量互变规律质疑》一文(见《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以下简称“吴文”),对质量互变规律提出质疑,有助大家对唯物辩证法的这一规律展开深入地讨论,这是有益的.但他的观点有片面性,我们不敢赞同,特和吴鹏同志商榷.恩格斯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吴文说:“量与质的相互转化,实质上是一物的某种质的‘量’与另一物具有一定量的另一种‘质’之间的相互转化,它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物体之间的量与质的相互转化.显然,这种转化与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之间的相互交替,是完全不能相互等同的两码事.”     

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吗?

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语文基础知识》写道:“归纳推理就是‘由特殊到一般’。”“演绎推理同归纳推理相反,是‘由一般到特殊’。”辽宁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在向学生介绍逻辑知识的时候写道:“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反映了认识事物的两个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他们都把归纳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特殊到一般”,把演绎推理看作是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这是一部分同志的观点。复旦大学哲学系     

《文心雕龙》“总论”辨析——和牟世金同志商榷

一 牟世金同志在其《〈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二期)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的总论,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以前有人曾指出:“《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或者说:“归根到底,只是‘宗经’一义”。我觉得,这后一种提法,是比较确切的。牟世金同志的“两个最基本的主张”的看法,和他对“原道“、“宗经”的不正确理解有关。     

再評“規律轉化論”

一俊芝同志在“客观规律究竟是否轉化?”一文中写道:“規律的客观性、人們不能‘消灭’或‘創造’,也不能違背它自己轉化的趋势来促进它的轉化,这一点我們沒有分歧。戚若文同志的观点,除了規律不在轉化这一点以外,我都贊成。”通过一次爭辯,現在的焦点明确起来了,即客观規律能否轉化?实质上也就是客观規律是怎样产生并发生作用,以及它的退出历史舞台并消失作用的問題。就在这一点上,我对俊芝同志的文章最有疑問。克千同志也参加了討論,他在《学术月     

谈“度”与量变的“最高点”

研究质变问题时,常涉及“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有些同志认为“度”就是量变的“最高点”,“最高点”或“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是“质变的开始”,“事物的质变是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了一定的‘度’,即‘某一最高点’时候就开始了的。”(参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柯彰同志《根本质变过程从何开始》一文)其实,“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不过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确切地把握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划清两者的界限,看到两者的联系,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杜牧《山行》“二月”新解

王双启同志《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赏析》说:“‘霜叶红于二月花’,系小杜名句。”(《唐诗鉴赏集》,人文丛刊,309页)这是对的。然而,他对这名句中“二月”的解释,却是不确切的。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把“合二而一”与对立统一规律等同起来是超阶级超历史的错误

杨献珍同志说:“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语,‘合二而一’,这句话的意思是物是合二而一的,同‘一分为二’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来自方以智[明末人]《东西均》之第24頁),‘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見7月17日《人民日报》)艾恒武、林青山说:“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古人是用‘合二而一’(見[明]方以智著:《东西均》)来表达的。”“‘合二而一’正是表达了辯证法的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見5月29日《光明日报》)     

实事求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实事求是原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汉书.河间献王传》称赞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一古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     

“合二而一”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

关于事物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一分为二”,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杨献珍等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思想,它不仅不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而且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杨献珍同志说: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     

窒息散文创作的僵化模式——“形散神不散”异议

“形散神不散”是60年代初萧云儒在《人民日报》“笔谈散文”专栏的一篇短文里提出来的。他说:“师陀同志说‘散文忌散’,很精辟。但另一方面,‘散文贵散’。说得确切些,就是‘形散神不散’。”(《人民日报》1961年5月12日)在这里,作者显然力图以古代哲学中的形神论的观点来概括散文的特质,并把它提炼得精粹而辩证一些,以便大家把握散文的规律,更好地促进散文的发展。无疑,这一愿望是很好的。但事与愿违,“形散神不散”在实际的流传中却成了一条僵化的模式,窒息着散文创作以及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貌似公理的“形散神不散”实实在在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产物。     

现代性现象学(续)

面向事物本身正如萨弗兰斯基所指出的 :“同胡塞尔密切合作的第一年 ,海德格尔已经开始把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从意识的内在联系之中提取出来 ,放置到世界中去。” 也就是说 ,海德格尔扭转了现象学发展的方向 ,从而把现象学的研究领出了死胡同。在海德格尔看来 ,“现象”一词的含义就是让事物按其本身的方式显现出来 ,而现象学也就是按照事物自身显现的方式去看待并描述事物 ,而这也就是现象学家所说的“面向事物本身”。海德格尔写道 :“‘现象学’这个名称表达出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能够被表述为 :‘面向事物本身 !’———它反对一切无根…     

真理的适用界限能被推翻吗?——和陶德麟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陶德麟同志在与何祚庥同志的爭论中,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解,他说:“如果一个认识是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存在于何种范围之內呢?它的适用界限应该怎么划法才合乎实际情况呢?这个问題,实践是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无论何种条件下的实践,都不能保证‘准无差错’地、‘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題,都不能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扩张’或‘缩小’的情况。……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又说:“既然它是真理,它就是推翻不了的。被推翻的不是这个定理的內容,而仅仅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定理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并不是什么相对真理,而正是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包含在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论规律的发展——兼与秀民同志商榷

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天津社会科学》上,秀民同志发表了《评‘规律发展说’》的文章,对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当把规律发展的观点写进这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去,因为规律是不发展的。他的理由有正反两面。正面理由是,规律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反面理由有三:(1)承认规律的发展,会“使发展的原则走向反面”,“排斥事物的发展”;(2)承认规律的发展是“对规律的否定”;(3)承认规律的发展“必将陷入繁琐哲学”。这后三点理由都涉及到规律的永恒性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公有制的变异与复归——兼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抉择》

(一) 徐青民同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抉择》(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一文中写道:“中国十年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种种战略构想和目标模式之所以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关键在于未能突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这一传统理论框架”。因此,他主张“必须在所有制改革上有一番振奋人心的大动作”。     

关于空间几何特性的一点说明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五期发表了周振声、李剑峰两同志《也谈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几个认识论问题》一文,对拙作《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若干认识论问题》(见贵刊今年第二期)提出商榷。拜读之后,觉得有一点必要的说明。拙作曾写道:“按照古典物理学理论,三维空间是均匀平直和各向同性的”。周、李两同志因此批评我“张冠李戴”,说我“把‘各向同性’和‘均匀平直’这两个本来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假定,说成是古典物理学关于三维空间的     

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学习邓小平同志谈话心得

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讲到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又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