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三、隋唐五代时期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至隋,中国重归统一。古代礼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文帝时,可谓开一代唐制之先。《隋书·礼仪志》云：“高祖（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而唐初所谓“贞观礼”、“显庆礼”等,则皆为“修...     

论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多重角色及情感抒写

唐代的元日早朝是依照唐《贞观礼》和《开元礼》的礼制要求举行的，在礼制规定的礼仪中，汉、魏传统的“尊君抑臣”观念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但在唐代诗人的元日早朝诗中，因作者的角色不同，这种观念却有所淡化，有些作品几乎没有这种情感。唐太宗贞观时期和唐肃宗乾元年间的两次元日早朝唱和，体现了唐代不同时期君王和士大夫对盛世的赞美和期待。但中唐以后的元日早朝诗，却因为作者身份的多样化，诗中的内容和情感也显现出多种多样的特征。尤其是以“观早朝”为题的诗中，再现了诗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底层身份感及政治心态。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贞观时期的礼制改革

贞观时期关于讳礼、婚礼、尊亲礼等的改革,直至《贞观新礼)的颁布,不仅使传统的礼制更加完善和进步,而且对贞观之治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贞观礼制改革后的礼的世俗化,使礼摆脱了“礼不下庶人”的桎梏,成为社会上人与人交往中所应遵循的准则。     

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

<正> “居安思危”是《贞观政要》一书的指导思想。作者吴兢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的年代。然而,就在这“盛世”的背面,却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唐玄宗从开元中期以后开始怠于政事,失去了励精图治的作风,地方上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府兵制度被破坏,人口流亡增多,地方藩镇兴起,统治机构臃肿,吏治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吴兢曾向玄宗提出八点建议,但却遭到贬逐。(《新唐书·吴兢传》)因此,从吴兢所处的时代与经历来看,以“居安思危”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这有很强的针对性。吴兢在《贞观政要·序言》里说他编此书的目的是“义在惩劝”,“克遵前轨”。也就是要唐朝统治者身居“盛世”而不忘创业的艰难,不要忘记励精图治的作风,以便使李唐的统治永久继续下去。所以,《贞观政要》一书虽然记录的都是唐太宗     

沙湖学术信息

彭忠德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有国有家者之座右铭———〈贞观政要〉》一文指出：今人读《贞观政要》，一方面通过研究吴兢“义在惩劝”的写作目的，“可以触到开元、天宝之际的历史脉搏”，还可以领悟到时代对史学的要求及其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从传统史学中发掘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内容，可以焕发史学的活力。该书围绕统治者和民众关系而论述的为君、为官之道，似应为今天关注的重点。唐太宗及魏征等人将正确处理君民关系当作头等大事。如何为君？第一是重视民众：首先要认识到国以民为本。其次要看到民…     

启动道德经济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 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时期的唐朝,统治者一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的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严密、最系统的封建法典——唐律,不仅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其道德观念。目的是“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促进社会发展。道德不仅是行为规范,也是…     

《红楼梦》批判了封建“三纲”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特别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它深刻而形象地批判了封建的“三纲”。 所谓封建“三纲”,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鼓吹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记·乐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简单明确的十二字,严格规定了封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论智昇佛教经录思想与方法

中国佛教,由汉徂唐,诸宗蜂起,高僧辈出,译经撰典,日益骤增,撰写经录,蔚为大观。自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玄琬撰《唐众经目录》至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前后160余年,见存者约13部之多。其中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莫过于开元年间西崇福寺沙门智昇的《开元释教录》。 智昇撰录概述 唐释智昇“早预释流,志弘大教”,于佛学“义理悬通,二乘俱学,然于毗尼,尤善其宗”,开元年间,于崇福寺,主司藏经,精研经录,辑《叙列古今诸家目录》,著录历代经录40余家,予以校定,并加评说:“近阅藏     

从顾贞观及其《金缕曲》二首看封建文人以文为生的三种生存状态

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下 ,文章关乎着封建文人们一生的荣辱兴衰甚至性命 ,可以说文章即生计。清初词人顾贞观的《金缕曲》二首 ,不仅道尽了人世的沧桑 ,更在沧桑中道尽了封建文人以文为生的三种生存状态 :凭文立身处世、以文交友自遣、靠文难以“归宁”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

依法“治官”与贞观之治沙宪如治国不可无法，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强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健全。唐太宗贞观时期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与建立了完备的封建法制分不开的。治国之本在于依法治民，但其关键则在于依法“治官”。官良则民治，民治则国安。故...     

古礼安葬用“柔日”考

古礼安葬用“柔日”考丁鼎钱玄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礼学专家。近十几年来，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三礼名物通释》、《三礼辞典》、《三礼通论》等三部礼学著作，对我国古代礼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订、论述和介绍，嘉惠学林、功德无量。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诚哉...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论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到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治国方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作一点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的用人任事似有种益。一、广延人才，公正用人唐王朝建立于隋朝末年的乱世基础之上，唐大宗以一个封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博大胸怀，不分门户，不计亲疏，招贤纳士，广延人才，公平待人，公正用人，唯才是举，为我所用，为贞观盛世奠定了人才基础，使大唐帝国的巩固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贞观…     

儒家的"礼"与西夏《天盛律令》

儒家“礼治”思想是西夏制定王朝法典的主导思想,“礼”和“律”的紧密结合是《天盛律令》的显著特征,说明中原文化对西夏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尊君、孝亲、崇官是西夏《天盛律令》礼教法律观的核心,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律令》又极力保护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天盛律令》是西夏王朝封建化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本文主要从法学原理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天盛律令》的上述特征。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开元新志》对女真等族的记述

《开元新志》已轶，现在可见的只是《寰宁通志》中的部分引文，后世文献引证时又有所取舍增补。《开元新志》对东北地区土著民族生活状况的记述，是研究东北地区民族史的可贵资料，如对“女真”和“乞列迷”的记载是相当翔实而具体的，至于“可木以下……至散鲁江”一带居民生活习惯的记载，也颇为生动具体，至于其族属，也应根据历史发展作具体分析。     

《大明集礼》撰刊与行用考述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