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导言：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读书》二十八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学术史、思想史，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读书》译介了大量理论，推出了重要话题，形成了独特的“读书体”风格。同时，知识分子当下的文风值得反思。     

论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

天下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在理论维度，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历史维度，是因为两者经过否定环节之后的彼此相通。这种高度契合性集中体现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全人类彻底解放”相契合，“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与“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相契合，“家国天下”的统一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相契合。高度契合性拉近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联系，架构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的桥梁，建立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纽带，从而推进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     

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

“戏子”与中国文人的历史待遇与人格身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合而为一不分彼此。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两者又纠葛不断互相拆解或者身份互换反串戏台。“戏子”与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功能性人物，或者是历史文化的符号。本文以《迷羊》为个案，用思想史的批评方法，通过作家郁达夫的知识分子精神境遇来关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纠缠及隐喻性。又以此反观出郁达夫在灵与肉、戏与真、罪与悔之间的挣扎与选择。     

依然是“论中出史”还是“史中出论”的老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事·实出发。”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讲得更加清楚：“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得很：只能史中出论,而决不能论中出史。我在这里之所以把恩格斯的话抄在前面做挡箭牌,是不得已的。中国的事情,往往逼得人不得不这么干。要自己独立用头脑,谁给了你这权利在有些人看来…     

历史的审美与超越─—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历史的审美与超越─—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马强陕西汉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     

中国传统伦理研究的新进展——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正当人们摆脱“文化热”退潮后面临的困惑,力求超越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两极思维模式,重新以科学态度和理性意识审视传统文化的时候,朱贻庭同志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出版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传统伦理、反思传统文化的新范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以下简称《伦理史》)是以张岱年、朱贻庭为代表的研究集体的精心之作,潜心多年,数易其稿,成于“文化讨论”的高潮期。作为负责的学者,他们认真吸取前几年“文化讨论”所提供的学术营养,贯彻“既反对颂古、也反对盲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努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与逻辑、政治分析与理论分析、反思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传统伦理的基本范畴及学说思潮,而且在传统道德变革轨迹的清理和价值评判上,都有深解和创造性发掘,为近年来同类论著所少见,它昭示了中国传统伦理研究的新进展。     

“吐蕃七贤臣”考论

一、生平与事迹 关于“七贤臣”的生平事迹,《汉藏史集》专列“吐蕃七贤臣事迹”一章;《贤者喜宴》则以时代先后为序,在西藏王统史记中分别叙述之。本文即以该二书为主,参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下称《敦煌文书》)、《西藏王臣记》、《王统世系明鉴》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梁启超的中国史学史理论评介——兼谈目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讲演中,首先提出并且系统阐述了研究和编写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以下简称“梁论”)。其中包括中国史学史的对象、范围、基本内容和研究与编写的原则、方法等诸方面。梁启超虽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著作来,但仍不愧是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历史提供了今天，今天塑造着未来──读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

历史提供了今天，今天塑造着未来──读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黄云生一部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赫然面世，我的欣喜和激动无以言表。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普遍认为是从““五四””时期开...     

评《中国农业史》

评《中国农业史》任怀国吴存浩先生的新著《中国农业史》，以２００多万字的篇幅全面而系统地描绘了中国农业自原始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发展轨迹，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是一部“深刻总结和分析中国农业科技及经济发展历史的开山之作”（郑佩鑫《序》）。《农史》在...     

“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做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简介

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该书以百年来中国史学中以史撰为传统的“新史学”和以史考为传统的“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学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考量评估。     

全球化时空下儒家思想的脱域与重组——美国历史教科书话语的广义互文研究

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儒家思想,集中体现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文化。儒家思想从中国社会历史时空层级中“脱域”,“重组”进美国历史教科书文本,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体系,“话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广义互文为视角,分析儒家思想如何“脱域”并“重组”进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通过章节框架、内容编排及叙述话语三个层次上的互文,设立话语秩序、塑造西方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想象边界;凝聚西方社会的群体共识与价值取向;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知识与价值阐释体系。这样,儒家思想在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内,已经不是其原本的形象,而是凝聚社会共识和文化认同的素材。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礼赞文坛奇人绝学──《儒林外史》文化意蕴新探

《儒林外史》取名“外史”，不但没有“比较诙谐，不严肃”①的意思，恰恰相反，“夫曰外史，原不自居于正史之列也”②，持的是一种与正史表彰正途出身的儒生相对立的立场。正史写危素，好《史》写王冕；正史大书特书立于朝廷、官府的金榜题名、仕途得意的土子，《外史》大书特书江湖上坎坷不遇而又抱负不凡的文人。对这些非正途出身的富有叛逆性的文人，作品的基调是肯定而不是批判，是赞美而不是挪偷。一、从小说的主体意象还，小说写儒学传统的挫折，一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困境，但重点是写文坛奇人的崛起，儒学传统的重建与发展。吴敬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