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水经注校》勘误释例

王国维《水经注校》为《水经注》各类注本中较有代表性者,然而,其中也有不少疏漏之处,本文主要讨论该注中显然讹误之处,并提出整理古籍中的正确态度。     

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的学术贡献——兼论其文献研读方法及在当下古史研究中的意义

对于古史研究来说，《竹书纪年》因其文献的复杂性，需要对其进行考辩，方能为古史研究采用；又因其文献的独特性，很多关于古史的记载不见于它书，故而也值得考辩。从乾嘉时代开始，《四库全书总目》、钱大昕、崔述，以至朱右曾、王国维等，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郦学概论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自北宋中期以后流入民间,随之相继出现了不同的刊本。南宋蔡珪撰《补正水经》,始对郦注进行校勘、研究,成为郦学的?矢。明万历时刊行朱谋(土韦)所校《水经注笺》,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佳本,并从此开创了郦学研究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至清代,此学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出现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位郦学大师,他们各自潜心校书,使《水经注》由残籍变为完璧。晚明崇祯时刊行著名文学家和诗人钟惺、谭元春的评点本,着重从文学成就方面研究郦注,形成第二个学派即词章学派。及至晚清,杨守敬、熊会贞撰《水经注疏》,着重从地理学角度开展研究,形成第三个学派即地理学派。当郦学刚刚步入黄金时代,不幸发生了席卷甚广且旷日持久的赵、戴《水经注》案,影响了正常的郦学研究。近代以来,中外一些有远见的郦学家摆脱论战的干扰,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王若虚校勘方法论析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经学家,其著作《滹南遗老集》蕴含了其在文献整理上的成就。在校勘上,其校勘方法科学丰富,涵括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校法。尤其是理校,王若虚对此应用极为熟练,方式多样。其中据语法校勘是其理校的特点,使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人。这一方面归功于他治学态度的严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其先进的学术理念。其校勘实践对今后的校勘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略论王国维的古史研究

<正>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种疑古学风,这种学风,发展成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古史辨派的学风相反,不是怀疑中国古代史,而是利用出土的甲骨、金文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而说明其可信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是利用甲骨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现在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但在当时来说,这是新奇的事。我们看一看和王国维同时的学术权威、经学今古文大家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风,就更加清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托古改制”,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载,认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他也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和康有为不同,在经学上互相水火,在中国古代史上的观点也绝不相同,他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但他也不相信甲骨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两位经学大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

王国维在史学上的贡献是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在史学各个领域内创造的研究业绩;其二是他考据史学的方法论.郭沫若对王国维遗留下的“知识产品”,给了很高的评价:“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王国维治史的方法,概括起来在于他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论,确实具有治学的科学因素.现作初步探索.     

顾颉刚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毕生从事《尚书》研完。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就是他20年代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后得出的。为了对中国旧系统的古史作一总清算,推翻盘踞在古史中的种族偶象、政治偶象、伦理偶象、学术偶象,他选准经书的首要堡垒《尚书》进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科学与求实的态度辨析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开设《尚书》课程,撰写讲义,著作等;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新学科;拟定体大思精的《尚书》研究计划;编写《大诰译证》,从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发展为对用初史实的研究,将《尚书》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孤独的先行者—王国维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论略

作为２０世纪第一代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拓荒者,王国维在诸如小说作品及史料的发掘与钩沉、小说史发展演变线索的梳理与描述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王国维撰有多篇专论或涉及小说史的文章,如《伦敦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唐辛之间读书记》等。这些文章探讨的范围包括通俗小说的原始形态、章回小说的起源、明清小说对宋元小说的因袭与发展等。尤应指出的是,王国维与罗振玉于１９１５年从日本三浦将军处借得《新椠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编入罗氏主持的《吉石盒丛书》初集影印行世,使流失东…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屈原故乡非秭归及其出身考

屈原故乡,《史记》本传阙如。云其为秭归人,首见于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语:“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婵媛,以詈余也。”(王国维《水经注校》第10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显然是利用姊、秭同音,加以比附。秭,见西周中期“智鼎”铭文,是禾束的量词。姊,见《诗·邶风·泉水》,其义为女兄也。秭、姊之义完全歧异。     

刘恕与古史研究

刘恕的《通鉴外纪》是中国史学史上一部古史名作,在先秦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表现出他考知古今变化的历史观、民本思想及人物评价标准等,值得认真的探讨和研究;书中怀疑批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构成宋代疑古之风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后来疑古思想的重要资源。     

校勘学法则与杜诗填补

当编辑、治学问,总要碰上校勘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搞好校勘呢?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这四种方法,究竟以对校为最可靠,本校、他校次之,理校又次之。理校和对校相比,要自逊不如的很了。宋曾季貍《艇斋诗话》上说,杜诗“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今草堂石本作“鹅贵羲之墨”。“贵”比“费”虽无义理。然草堂入石本,不应有误也。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陈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     

清代《文选》校勘述略

清代《文选》校勘可分初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而以中期成就最高。清代的《文选》校勘方法多样,或重视保存古本原貌、坚持版本对校,或综合各种校勘成果、旁证众多文献,或精于小学、深于考证。特别是清代学者已经逐渐认识到《文选》在传抄版刻过程中产生的羼乱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李善注义例、详辨《文选》删削合并的痕迹,以恢复李善注原貌,在《文选》校勘史上尤为可贵。清代《文选》校勘的缺失一方面是学者所见版本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对《文选》文献流传的特征缺乏深入的认识,其校勘或局限于个别字句,拘泥于细枝末叶。     

数典溯原 核其旨归——读《孙子会笺》

杨炳安同志的《孙子会笺》一书,已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军事经典著作的又一新成果。 《孙子会笺》是杨炳安同志几十年来研究孙子学的结晶。早年他每读《孙子》时,就发现其文字鲁鱼亥豕,歧异殊多。古近学人,虽有所諟正,然限于诸多条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所以,他于五十年代末,在著名史学家翦伯赞、齐思和,陈乃乾诸先生的鼓励指导下,对《孙子》的文字进行了校勘,而有《孙子集校》之作,一九五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全国解放后第一部集中校勘孙子十三篇文字的书。但是,《孙子集校》是只校文字,未解本义。随着作者对《孙子》研究的深入,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出土,发现历来研究《孙子》见仁     

王国维与《东山杂记》《二牖轩随录》——兼论王国维的学术转向

《东山杂记》与《二牖轩随录》是王国维辛亥以后旅居日本京都时所写的学术札记 ,未收入《王国维遗书》。本文简略介绍这批资料 ,并进而利用这些资料探讨王国维辛亥以后从文哲之学转向古史之学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