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明清商书看商业知识的传授

明清时期大量商书的刊行,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这一时期商人意识的觉醒和商人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已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职业的商贾教育。就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业知识的传授特点而言,公开刊印的商书多以“行商”知识为主,主要介绍交通路线、各地商品行情、经营买卖各类商品的专业知识等内容;“坐贾”方面的商业书,因时常涉及到店家内部的经营秘密或行业窍门,初以抄本为多,刊印本多出现在清后期;而一些涉及本行业技术秘密、针对性较强的商书,主要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业内传授。     

试论禁榷制度的起源

禁榷制度创立于西汉武帝时期,其原因在于这时已具备实行禁榷制度的基本社会条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加上历史上的工商食官、库府制度及《管子》一书思想的影响。管仲"官山海"说虽对汉代盐铁官营有重要影响,但管仲实则未曾"官山海",亦即未曾推行禁榷制度。     

浅析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法律和社会工作者法律

在我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者作为名词已经为大家所熟悉,但了解它们的具体内容的人并不多,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本文介绍了社会工作法律和社会工作者法律,特别是对社会工作法律和社会工作者法律的具体规定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本文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充分依据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实证主义风格。     

明清时期广东海防的教训及启示

当前南海不断上演的一幕幕闹剧表明,海洋安全将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广东作为中国南大门,海域面积辽阔,海岸线曲折漫长,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通过明清时期广东海防存在的问题、造成的被动局面和遭受的惨败,可以看到我国当前在防御体系、战略思想、海军策略和备战精神等方面加强海防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论明清家乐的导演体制及其对明清戏曲导演理论的贡献

由“家乐主人”、“家乐教习”、“观众顾曲家”三者通力合作而构成的明清家乐导演体系,改变了职业戏班“以优师之耳目为耳目”的重表演、轻导演的戏剧理念,实现了集体导演的构想。明清家乐完善的导演体制不仅促进了家乐艺术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明清戏剧导演理论的成熟和完善。     

清末自然经济对生产的束缚作用

清朝末年,自然经济对生产的束缚尤为严重,已经明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然而清政府为了稳固政权,重农抑末,运用各种政策和手段抑制新资本注意萌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清末国内生产生活固步自封,与世界拉开距离,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本文结合清末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对生产生活的束缚和影响进行分析,旨在说明落后的政治思想统治和生产力最终将会被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所取缔。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明清时期佛山的商业地位

佛山作为广东的第三大城市,在明清时期较为繁荣,特别是冶铁业在国内享有盛誉,手工业的发达使佛山成为清代岭南著名的商业中心,对佛山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浅析

明确高校与学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借鉴国外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理论实践,结合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状况、高校实际和司法实践,分析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

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创作,一直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抉择,传奇戏曲叙事结构因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状貌。明中期的文人曲家对开放叙事情有独钟,但往往置内敛叙事于不顾。万历年间的文人曲家毫无节制地驰骋自身的知识和才情,力图让传奇戏曲容纳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细腻的主体审美感受,但仍然普遍漠视内敛叙事。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曲家一改前辙,以内敛叙事为主、开放叙事为辅,创构了严谨的情节结构和精巧的排场结构。而清前期的一些正统文人曲家则热衷于象征叙事结构,成为清中后期传奇戏曲"以文为曲"的先导。文人曲家对内敛叙事的抛弃,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传奇戏曲文体的消解。     

从国家职能看明清官修史学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编纂了大量卷帙庞大的历史著作。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国家职能完善及统治者对发挥国家职能的自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讲,还是从发挥国家的统治职能讲,都对明清两朝的官修史籍的活动有重大的影响。封建国家的职能发挥,对于史学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明清道教神仙信仰的民众化主要是指神仙信仰深入普通民众生活并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心理产生普遍影响的社会现象.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神仙形象的民间化,即从天上神仙到民间异人;神仙功能的社会化,即从个体成仙到救世度人;神仙居所的尘世化与内向化,即从遥不可及的"洞天福地"到遍布乡间市井的官观庙宇,一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居所.这一民众化过程,是明清社会大变动榕局之下的产物,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控制等是民众化最终形成的外部因素.同时,这一民众化过程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亦有着密切的关联,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一体化与交融性.     

论方术文化对明清小说军师形象的影响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中,军师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而不容忽视的文学形象。需要把军师作为一种类型人物整体进行研究。小说中的军师在权属、级别等方面,已不同于历史上作为官职的军师,其形象最早可溯源到远古社会的巫师,受方术文化的影响又带有明显的术士特征。主题学理论的观照,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军师形象,也有助于对同类型人物的深入研究。     

从事元明事文学教学的几点体会

本文总结了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部分教学有如下一些做法和体会围绕教学搞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在教学活动中有机贯穿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思路与方法,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能力培养。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明清晋东南社仓、义仓初探

明清时期,山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社仓与义仓在稳定社会、赈灾济贫、社会控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晋东南社仓与义仓的设立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地域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经济、政治、习俗、道德等方面都与地域社会联系紧密。通过对晋东南社仓、义仓的设立、分布以及功能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充实山西地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拓展社仓与义仓研究的新视野,为现实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

鄂东南地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既受当地山区丘陵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自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不断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而且移入先后的不同导致村落形成和扩散方式的差异,进而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一姓数村、团状聚居和一娃一村,分散聚居等多种聚居模式。这种家族式聚居的村落形态为宗族的组织化管理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来自江西等宗法文化较浓厚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不同族群为着生存空间的竞争,导致鄂东南地区在清代前期进入普遍的移民家族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以宗祠——支祠——家祠为层级的祠堂建筑格局与家族聚居区——自然村落——单个家庭的聚落形态相对应,体现出建筑格局与家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其中与自然村落相关联的支祠(鄂东南称之为祖堂、宗屋、公屋)更是构成所在村落的公共空间,并成为族人祭祀、娱乐、教育、生产等公共生活的核心,地理空间与血缘家族空间的重叠、建筑的象征功能与宗法组织的实际运作共同维系着清代以来鄂东南地区以家族为特征的乡村生产、生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