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椒塔初建于何时

中外知名的杭州保俶塔初建于何时,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有关书籍中说法不一。一说此塔系吴越开国之主钱镠在位(893—932年)时,由宰相或大臣吴延爽所建(如《杭州与西湖史话》、《西湖揽胜》等);另一说则认为塔是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由钱俶母舅吴延爽所建(如《杭州史话》、《中国名胜词典》等)。我以为二说的年代皆为不当。对于保俶塔是吴延爽所建,南宋《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志     

历史上的黑龙江到底有多长

成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山海经》,其“海内经”说:“北海(贝加尔湖)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即肯特山),黑水出焉”,其“北山经”又说: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璞注云:浴水即黑水。古往今来,一切正直的史地学者,无不认为这“黑水”即是黑龙江,尽管“黑龙江”之名在辽代(960年—1127年)的正史中才正式出现。(《黑龙江外记》卷一)     

元代浙江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初传入中国后,至元代复盛一时。十三世纪中叶,蒙古统治者向外扩张,西征欧洲,把掳来的平民和战俘充作奴隶。因此,基督教徒从西方被掳至蒙都和林者亦为数不少。蒙古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元至元十八年(1276年),元军南下攻陷临安,客观上起了在浙江传播基督教的作用。当时,杭州已出现基督教教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孛罗在游记中述及杭州“有景教礼拜寺一所”(魏易译《元代客卿马哥孛罗游记》卷二第六十八章)。因基督教供奉十字架,故在元朝称基督教为“十字教”,称教堂为“十字寺”,称信徒为“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信奉福音的人”)。杭州的基督教     

“补儒易佛”:徐光启的比较宗教观

长期以来,一个本应在中国思想史甚至是世界文化史上震聋发瞆的口号一直被忽视着,也从未有人加以分析。这就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由开教“三大柱石”人物之一的徐光启提出的“补儒易佛”。万历四十年(1612),在《泰西水法序》一文中,徐光启说:“余谓其教(指天主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四年后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著名的《辩学章疏》中,针对沈漼排斥耶稣会士传教的上疏,他又一次提出天主教与儒学、佛教的关系问题,对“补儒易佛”     

王阳明与绍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逝世于明朝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祖籍在绍兴。成长、生活也主要在绍兴。据《明史》载:“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第195卷第5159页)。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在《续藏书》(第14卷第255页)中也执此说。其实不尽然,《绍兴府志》和《山阴县志》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第61页)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贞建。”“初名新建伯祠,后改为王阳明先生祠”。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李铎修之”,又改为王文成祠,“有司春秋动支地丁致祭(《府志》入防护条》),薛应旗有告文,马如龙有碑记。”     

“哀毁骨立”,注释有失

修订本《辞源》一册第509页“哀毁骨立”条,注释云: “因亲丧悲哀而瘦损异常,如仅以骨支拄身体。晋王戎和峤同遭亲丧,司马炎(武帝)对刘毅说:‘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见《世说新语·德行》。”按:此注释失误有二,可商者一。请分项述之。 1、书证并非语源。《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虽与《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403—444)同为南朝宋人,但《世说新语》所述乃晋人事,故居后。《后汉书·韦彪传》:“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此为语源,而《世说新语》为定型化。书证当先引《后汉书》,后引《世说新语》为当。 2、概述《世说新语》书证,并非“晋武帝对刘毅说”,恰相反,乃是刘毅(字仲雄)回答晋武     

玉海楼简介

玉海楼是清代浙江三大藏书楼之一,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一九六二年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瑞安县城东北隅,南比相向,前后各五楹,左右回廊,三面临水,占地面积约二千五百平方米。楼主孙衣言(1814—1894)、孙诒让(1848—19081)父子素慕宋代学者王应麟博极群书,推重其巨著《玉海》一书,因用“玉海”以名斯楼,取其“为世宝贵而又无所不备”之意。     

关于伊春市大丰金牌的断代

1973年在伊春市大丰区横山屯发现一块金牌,出土时完好无缺并包以丝绸和金箔,后被人切成三块,其中二块已收存于黑龙江省博物馆。从现存残牌及发现者提供的情况看,金牌长方形,四角抹圆,长13.9厘米,重百余克,刻有契丹文“　　”二字(见照片)。 　关于此牌断代,1979年出版的《黑龙江古代文物》说:“它和河北承德发现的金、银契丹文符牌是完全一致的”,“初步判定它是辽代符牌”。《奋斗》杂志1979年第11期《辽金元对黑龙江的统治》一文,说它是“契丹使臣(银牌天使)往来于鹰路上所携带的凭证”。《中国通史》(1979年版)第六册第二十九页标注承德…     

虚静——庄子审美的核心

虚静的哲学一般虚静在哲学上的含义,首先反映在道家的宇宙本体“道”的特性上。老子曾用六字说明道的特性:“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文子》说:“道者虚无平易,清静柔弱。”(《道原》)因此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抟)之不得”(名之为夷、希、微)。所以黑格尔解释夷、希、微(I—H—w)时说,“被     

民初杭州三怪探源

民初杭州三怪,就是指民国初年寄居杭州的怪人苏曼殊、怪兽马一浮和怪才李叔同。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后更名玄瑛,出家取法号曼殊,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出身商人之家,母河合仙,日本人。苏曼殊生在日本,后父亲经商失败,于1896年起寄居上海姑母家学中文与英文,189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在学期间对西欧文学特别是但丁和拜伦的诗很感兴趣(他后来在1909年所作《本事诗·其三》中说“丹顿拜伦是我师”),翻译和创作了不少诗篇。苏曼殊天赋出众,爱     

杭州秦望山在何处

历代杭州志书大多有秦望山的记载,但对它的确切位置,却相当含糊。搞清秦望山的位置,对研究与秦望山相关的的许多古迹史实是必不可少的。《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所载《秦望山考》一文谈及杭州秦望山,但可惜仅罗列了几条对其位置说法不同的资料,没有结论。归结现代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两类。一类如《杭州名胜大观》(浙江人民出版社编,1985年出版)说南宋时指将台山;另一类则将它移至六和塔西,如钟毓龙《说杭州》认为六和塔西的二龙头才是真的秦望山,其理由是“钱武肃筑罗城,自此山始。故其龙山门在六和塔西。”该书因此而断言,此山(指二龙头)当确为秦望无疑”。我以为杭州古代所谓秦望山即今之将台山,而且早在南宋以前,就是如此。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关于《萃新报》

胡国枢同志在《龙华会及其首领张恭》一文(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小说:“刘琨、盛俊与张恭以《民报》为榜样,在金华办《萃新报旬刊》,热烈宣传新思想,流传金华全府。……当时革命思想在浙中各地的传播,龙华会实起了积极作用。”但考诸实际,《萃新报》并非旬刊。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藏有《萃新报》第一至四期,封面标明:“每月两册,朔望发行”,是半月刊。第一期出版于1904年6月27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7月11日(五月廿八日),第三期出版于7月26日(六月十四日),第四期,也是最末一期未载出版日期,据金冲及同志订考,“可能出版于8月9日(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前后”,该报之遭封禁一事,“大约在阴历七月左右”。(金     

庄子的经济思想

<正> 庄子名周(约—369——286年)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人,与孟子同时而稍后。据司马迁记载,他曾管理过漆圆(“漆圆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能这个职事做得并不久。据《庄子山木、外物、列禦寇》等篇记载,庄子家贫,穿补钉衣,住在陋基,靠打草鞋生活,有时向人借米下炊。可是他学问很渊博,司马迁说,“其学无所窥”。与稷下学士宋鈃(宋荣子)稔知(见《庄子逍遥遊》篇),与同是宋     

关于清人陶方琦的一则史料订正

《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所载《姚振宗与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一文,在评述清季目录学家姚振宗生平时提到:“一八八四年,陶方琦督学湖北,纂修《湖北通志》,他(指姚振宗)应聘编纂《湖北艺文志》十四卷。”在这段话里,陶方琦督学的时间和地点都是错误的,兹考订如下: 据该文注中说明,上面那段话的史料依据是《文澜学报》一九三五年第一集上刊登的《姚海槎(振宗)先生年谱》(陶存煦编)。实际上,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五年已卯(一八七九年),……陶方琦奉命督湖南学政”,“光绪七年辛已(一八八一年),……秋,陶方琦在官丁母忧归里”。“光绪八年壬午     

《国外社会科学》体例规范

一、脚注格式无论中外文注释,均采用脚注形式。每页重新编号。1.中文注释(1)著作作者姓名:《著作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如作者有多人,中间以顿号间隔。例如: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2)译著作者姓名:《著作名》,译者姓名 “译”,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例如: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页。(3)编著编者姓名 “主编”(或“编著”等):《著作名》,出版社,出版年代,页码。例如: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西文化之会通

<正> 在上古时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约在十五世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传入西方,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论述“印刷、火药和磁石”的作用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见培根所著《新工具》,转引自《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这说明了中因的技术发明传到欧洲之后起了促进西方近代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十六世纪后期,即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到中国传教,在宣传耶教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古代的天文学、数学等科学知识,更向西方介绍了中国     

从坠落到起飞:昭和时代的反思

按照永井道雄教授的说法:战前日本,明治时代“壮观的起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悲惨的坠落”曾经两次“震惊全世界”。那末,战后日本的勃兴则可以说是第三次震惊全世界。三次震惊,有两次是在昭和时代。在日本可信的历史上,昭和天皇在位年代最长(1926、12、25——1989、1、7,近63年),超过中国的康熙(1662——1722),共60年),接近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1837——1901,约64年)。两次震惊把昭和时代划分为两个时期:走向坠落的昭和前期(1926——1945)和再次起飞的昭和后期(1946年至今)。从“悲惨的坠落”到迅速“再起飞”,这段历史无疑值得反思。     

就“隐秀”问题与王钟陵先生商榷

《隐秀》篇是《文心雕龙》中唯一的文本有争议的篇章,其中是否有伪文,学者的意见不一,但因此历来的研究也就相当不够。王钟陵先生却对“隐秀”给予极大的关注,认为这乃是一个关键性的高层次的范畴。他在《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的上卷即总论的第五编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新的审美理想”,他说:“……审美理想则是审美情趣在理论上的升华。它根植于同时也往往高于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的文学创作。—个特定历史阶段审美理想的萌发,同其时社会风气中所含蕴的人们的感受方式密切相关”(第167页),而“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