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内涵、外延以及合同形式对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具有重要影响,依据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来界定的合同应为狭义上的合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对象除了财物外还应扩大到财产性利益,而合同形式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应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

如何界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分析理解合同诈骗罪的重要基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性质与该罪的特征密切相关。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与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必须具备财产性内容,并且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体现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财产性内容应当包括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书面合同与口头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认可口头合同符合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符合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符合刑法与合同法、民法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国际惯例及法的发展趋势。《合同法》中只要符合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性质的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担保合同与劳动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是相一致的;行政合同的双方不具备完全平等的法律关系,并且体现行政管理关系而非市场经济关系,因而不符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要求。     

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再思考——性质、类型和形式

从合同性质、合同类型和合同形式三维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分析认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只是行为人用以诈骗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骗取他人财物;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是能够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应该绝对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之外;应该对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形式作开放性解释,不仅书面合同可以构成本罪,而且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也可以构成本罪。     

论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标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是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并以财产为内容的财产合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形式,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确定某个涉及合同的诈骗行为究竟是构成合同诈骗罪还是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其他诈骗行为区别开来。利用前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构成合同诈骗罪;利用后一种行为进行诈骗的成为普通诈骗罪。     

论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对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对合同诈骗罪的主观犯意进行明晰,其次要扩大合同诈骗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再次是要进一步完善犯罪数额的规定等。     

浅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新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作出了明确规定 ,要正确对合同诈骗罪进行司法认定 ,须认真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客体特征、客观特征、主体特征、主观特征 ,注重对合同诈骗罪具体行为形态的研究。     

对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探讨

合同诈骗罪属于目的犯,以非法占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主现方面的必备要件,正确理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正确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前提,也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的重要标准,对于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罪与非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司法实务中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界定

诈骗罪作为我国一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合同诈骗案件数量迅速上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在理论上对涉及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探索,从诈骗的历史沿革和总体特征客观介绍诈骗的行为本质和行为模式,分析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以及刑事上的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的区别;分析合同诈骗罪的实质,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阐述合同诈骗罪的特征以及我国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犯罪构成的各个方面对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在法条竞合的前提下,如何在现有的司法实践环境中准确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确定刑法条文设立的目的及其保护的社会关系,精准界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界定方法,为我国司法实务中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务支持.     

合同解释探析

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在订立和履行合同时,时常对合同内容产生歧义,进而引起纠纷。合同解释是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合同中有争议条款的认定说明。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立法原则和宗旨,就合同解释权、解释范围、解释原则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合同解释权归属,明示、默示和格式条款解释意义以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等,提出了个人观点,意欲丰富合同解释之理论。     

合同语言的内在秩序与合同解释的客观主义

合同语言的歧异性之普遍存在决定了合同解释的普遍性。合同语言的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内在价值,则规定了合同解释必须遵循这种价值基础;而合同语言的内在秩序也只有在合同解释的客观主义中才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     

合同诈骗罪认定的几个难点问题

合同诈骗罪是刑法规定的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合同诈骗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正确界定“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在实践中正确把握“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同时将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相区别,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定式合同的解释

定式合同并非于交易之际由当事人就合同内容个别、具体的磋商而成立,它与一般合同之成立,显然有所不同;对定式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与一般合同解释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对定式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时,应遵循有利于相对人这一原则,以规制定式合同中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条款,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契约正义.     

论我国合同制度的刑法保护

合同制度发展的现状与前景都呼唤包括刑事法律在内的各种规则对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规制和保护.任何一种单独的调控方式都难以保障社会规范的正常运行,市场经济的制度构建与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互补互足已将合同制度的刑法规制提上议事日程,而多元性的社会观念原则为这种必然的选择加上了经验的注脚.对于合同制度的保护在我国刑法中虽然初具雏形,但其力度与范围均显不足.笔者在本文中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在充分关注合同犯罪特点之基础上建立科学、审慎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处置模式,促进市场信用机制的逐步完善.     

论合同的解释及漏洞补充

合同解释规则本质上属于裁判规则，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合同解释的基础和对象、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并结合当今最新立法、司法及法学理论，对合同解释规则给予了全面且较为详细的分析     

论合同解释及其发展趋势

合同解释其实质是一种裁判行为 ,是构成合同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虽得到一定的建设和发展 ,但在合同解释问题上 ,仍有许多之处亟待完善。本文从分析合同解释问题的产生为切入点 ,通过对合同解释前提、主体、客体的诠释以及对两大法系合同解释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探讨合同解释的原则及发展趋势 ,并认为 :规范化不仅是完善我国合同解释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同时也是现代合同解释发展的基本趋势。     

事实合同在债法中的遭遇

在阐述事实合同理论基本含义的基础上,以社会现实之缔约行为为例对事实合同理论与传统合同理论的差别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事实合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来源于商业社会的实践,但事实合同理论并不能取代传统之合同理论的思考。最后论述了事实合同理论式微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初探——兼析《合同法》第125条

在社会交易中,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时并不能充分表达他们所要表示的意思,诸如语句含义模糊或有歧义,或是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某些事项,而这些事项日后显得很重要。如果当事人发生争议,就需要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解释。我国现行《合同法》仅就合同解释作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故在实践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要遇到一些困难。本文旨在就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作出一些简单的论述,从而为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合同诈骗罪既遂问题研究

随着合同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突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问题,依法严厉打击合同诈骗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合同诈骗罪的既遂问题标准一致争议不断,本文在总结理论界争议的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的既遂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浅析格式合同及其解释、效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格式合同应用越来越普遍 ,随之带来的是法律对其规定的日益完善。文章通过对格式合同历史发展过程的简要分析 ,阐述了对格式合同的解释存在歧义时 ,应作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 ,格式合同的条款无效的效力也限于提供合同的一方 ,另一方不承担相应的无效责任     

未生效合同辨析--以"合同法解释"第9条的理解为中心

在传统的合同法理论上,学者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将合同区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这种区分在我们的合同法中也已得到了事实上的确认.然而,这种区分是否已经穷尽?针对实践中那些应经批准登记方能生效而尚未办理登记手续,但合同一般有效条件业已具备状态下的合同,即所谓的未生效合同,我们应如何认识和定性?基于理论与实务的双重意义,作者在文章中对未生效合同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辩析与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