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一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经过及失败原因考察

1925年10月—1926年3月,在苏联考察的胡汉民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苏共核心小组对此问题经过讨论,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胡汉民及国民党自身准备不充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考虑到国民党在其“东方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紧张的实际情况。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纲》序言

共产国际,诞生于1919年,解散于1943年。虽然存在了短短的24年,但对世界各国的革命,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所谓共产国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苏共领导、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个外事机构。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革命的领导,不仅是政治领导.而且也是组织领导。关于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共三者的关系,正如铁托非常形象地说过,各国共产党把共产国际看作“老爷爷”。把苏共看作“当家人”。     

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初探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斗争的关系是其与中国抗日战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北抗日斗争的特殊性并且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化，苏联在处理与东北抗联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这使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关系的发展鲜明地呈现出三个阶段，同时也使苏联对待东北抗日斗争表现出复杂的两重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苏共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应用、发展、创新的过程。在苏共兴衰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从十月革命到共产国际,从苏共二十大到中苏论战,从斯大林模式到苏联解体,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就苏共因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进行历史探讨,旨在从外部环境的视角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研究。     

试析二战期间苏共与南共之间冲突产生的原因

二战期间,前苏共与南共之间在如何对待南流亡政府和南共是否应进行社会革命等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苏共为了维护其与西方盟国的密切关系,而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屈从于英美的意志,并通过共产国际对南共发号施令。这些不仅损害了南共的利益,也有损于南斯拉夫民族的权益,理所当然遭到南共的反对。     

共产国际、苏联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共产国际、苏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最早向孙中山建议创办一所革命的政治学校，苏联顾问鲍罗廷直接参与了军校的筹建；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后，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帮助，使学校渡过了初创时期的难关；黄埔军校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出色的政治教育工作，都深受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     

论“无冲突论”

＂无冲突论＂是苏共对苏联社会的判断。这种论断长期支配着苏联共产党,使苏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成就与不足,极大地阻碍了及时、成功的改革;不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不能正确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最终招致失败。     

苏共执政的教训:一种全球化视角的省察

解读苏共执政的教训可有不同的视角。从全球化视角出发,苏共执政的教训之一在于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缺乏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不能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正确定位;教训之二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不能正确回应,使苏联长期游离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外;教训之三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错误估计形势,拒绝改革;教训之四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不能正确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教训之五是斯大林及之后的苏共领导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因, 没有使苏联跟上新科技革命的步伐;教训之六是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执政党主流话语日益边缘化,患上了“意识形态失语症”,等。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三次赴苏——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先后三次赴苏,代表中国共产党处理与联共(布)、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周恩来以其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中国革命特殊时期,中共党与苏联、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为党和国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弗拉基米洛夫和《延安日记》

抗战时期,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在延安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组负责人,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延安日记》是前苏联政治需要的产物,并非弗拉基米洛夫当年著述,其真实性和严肃性都值得怀疑。     

由苏联解体管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苏联解体以来,学界一直在探究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客观地分析,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苏联解体最本源的原因。苏共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始于赫鲁晓夫时期,此后,苏共逐渐病变,先进性不再,最终走上亡国之路。苏联解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警示意义在于,中国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坚持对媒体的领导,明确党的使命和宗旨,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共产国际、苏联与红军西路军

本文通过新史料探讨了苏联、共产国际与红军西路军的组成、西进、失败之间的关系。     

基于权力制衡机制视角的苏联解体原因新探

苏共缺乏权力制衡机制,造成最高领导人集权和专制,导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等领域的决策失去民主化和科学化,带来严重后果,最终引发苏联解体。     

论共产国际解散的真正原因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笔者认为，传统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唯一真正的原因是“保卫苏联”。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辨析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上，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及苏联指导下制定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936年12月16日以前，中共采取了罢免蒋介石的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反对蒋介石，而要利用出现的局面促进蒋介石停止内战。”钢恩来在西安对事变的处理意见“正是转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①前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与事实相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中共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电报之前就已经制定了。12月13日，当中共得知张、杨发动西安事…     

论苏共晚期新闻自由化的特征与实质

学界一般把戈尔巴乔夫执掌苏共时期看作是苏共晚期.戈氏从1985 年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立志要通过改革,使苏联消除积弊,走向健康振兴之路.为了消除改革阻力,他提出“公开性”与“舆论多元化” 原则,为大众传媒松绑解禁,试图通过新闻自由化手段,促成百家争鸣的社会民主形态,推进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事实证明,戈氏的一系列设想脱离了苏联国情,最后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重新认识苏共晚期新闻自由化的内涵、特征与实质,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有警示意义.     

美国与苏共二十大

以一般所称非斯大林化为主要标记的苏共二十大，对苏联东欧局势造成了两重巨大影响：一方面，它导致苏联集团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幅度空前的改革，使之进一步有节制地朝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方向变化；另一方面，这一改革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在若干场合造成了严重的动荡乃至变乱。苏东局势的这种丙重性，决定了本文依据已刊档案文件着重探究的美国反应的两重性：改革失控引起的严重动荡使美国得到了有利条件来重施早已陷入困境的激变战略，现存基本体制框架内的有序改革则导致初出茅庐的演变战略在理论上臻于成熟，并开始在某些方面被自觉地实施。苏共二十大引发的这些事态，说明苏东内部变化的不同基本形态和美国有关政策的不同基本形态之间，存在本文所揭示的对应性机理，这一机理大体上贯穿于苏共二十大往后的整个苏联历史。     

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三民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提高了对三民主义局限性的认识,为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制定,为三民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

整个苏联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对外政策转变之一，发生于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的三年间。国内现有论述的缺陷使得对此作系统并尽可能周全的阐析仍然是必要的。这个由国家及政府利益、国际政治认识和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斗争共同驱动的转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几大阶段：先是对外政策开始改革但因高层倾轧而有所起伏，继之是赫鲁晓夫主政后接连采取的几大外交新举措，然后是苏共二十大正式确定对外政策新指导原则。这一转变过程的主要特征，在于缓和冷战高潮造就的东西方极端紧张局势，调整因超度严苛的霸权控制而弊端百出、势难维持的苏联—东欧关系，改变专注于中东欧及其他若干紧邻地带的保守审慎态势，开始将苏联的战略和外交势力突入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这些基本变化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此后近３０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