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释《尚书》“王朝步自周”之“步”

《书·武成》:“越翼日癸已,王朝步白周,于征伐商”。孔传:“步,行也。”《辞源》(修订本)据孔传在“步”的“行走,步行”义项下使用了这个先秦书证,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根据古代的礼制,大夫已不徒行,王者之尊更不会徒行。《论语·先进》     

论《文心雕龙》中的“神”、“理”、“术”

章学诚对《文心雕龙》的总评价是“体大而虑周”,孙梅也称它为“总括大凡,妙抉其心”。正指出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的专著,对文学创作、欣赏、批评等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列,特别是总结了经验,针对当时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新事物,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发挥了出色的战斗作用。这就是“体大而虑周”的表现。但是,这书的“体大虑周”的特点还表现在整部《文心雕龙》之中有着极强的系统性,其中贯     

“哲学贫困”的析与探

法国人比·约·蒲鲁东1846年写了一本题为《贫困的哲学》的书。马克思批判了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从那时起,“哲学”与“贫困”这两个风马牛而不相及的概念,不时被人们连在一起。当初,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学的谬误归结为他的哲学的贫困,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也有了“哲学贫困”的说法。这是历史的嘲弄还是现实的不恭?哲学贫困的原因和出路何在?     

霸王何处“别妃”

偶读《中国皇城·皇宫·皇陵》系列丛书之南京卷《金陵十朝帝王州》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见到一句关于项羽溃败乌江的记述,不觉顿生疑惑。其原文如下:“其后败退至安徽和县一带,被刘邦逼困,终于在乌江(今和县乌江镇)演出了—幕‘霸王别妃’自刎而死的悲剧。”霸王别姬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姬”即虞姬、虞美人,《史记·项羽本纪》及《汉书·项籍传》中都载有其事。前引文中的“妃”如果是指虞姬的话,那么首先是“别姬”的     

说“万舞”

《楚辞·天问》有“干协时舞”之语,学者多未得确解。或以“舜格有苗”解之,①非是。《天问》此处,原无错简。自“该(亥)秉季德”至“后嗣而逢长”计六节、二十四句,都是说殷的先世王亥、王恒兄弟故事的。②我们在此,哲不细悦。且引证古笈,专释“干”的意义。 原来,干,即所谓“万舞”。《大戴记·夏小正》:“万也者,干戚舞也。”《礼记·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郑注:“干戈,万舞,象武也。”可见,干舞(万舞)是从战阵发展而成的。它的历史十分古老。《墨子·非乐上》引逸《书·武观》篇云:“启乃淫溢康乐,……万舞翼翼。”     

《盂子》中有关“民”的称代词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主张“仁政”,以缓和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非常“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利”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因此,“民”成了《孟子》一书的主要议题之一。在《孟子》里,称代“民”的词就比其他书多得多,据统计约有二十个。它们是:     

刘勰的“识”与钟嵘的“味”之比较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并称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两大丰碑.作为同一时代的产物,它们一反汉儒断章取义美刺言诗的批评,注重批评对文学本体的研究,为促使文学向自身回归,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以批评的态度、方法、对象、目的为其主干.这一理论建构旨在揭示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某些普遍规律.为此,刘勰把作品分解为六大构成因素,把批评方法定位于知性的“识”.“识”即“观”,即“认知”.刘勰虽未对“识”的内涵进行严格的理论界定,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识”为方法的批评理论.并在其理论建构中将“识”这种方法的本体性、分解性、认知性、理论性等特性充分地显示出来了.钟嵘的《诗品》则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诗歌作感悟式的艺术批评.其理论由批评的对象、标准、步骤、方法等要素组成.这一批评理论的实质是企图建构一个对以五言诗为对象的作品整体性感悟式的批评体例.为此,钟嵘将“滋味”确定为批评标准,将“味”确定为批评方法,“味”即“感悟”“体味”.钟嵘虽未对“味”的内涵作精确的理论阐释,“味”却是他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精髓,“味”体现了他的诗论和诗评的特色.因此,在《诗品》中,“味”这种方法的主体性、整体性、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孟子学说由“显”而“隐”的政治背景——《孟学流变刍议》之一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人物。韩非把“孟氏之儒”列入“显学”。他批评儒家“以仁义教人”、“言先王之仁义”(《韩非子·显学篇》)。我们知道,“仁义”同时并举,正是“孟氏之儒”的特色。因为孔子大谈其“仁”,也多次说过“义”,但从未“仁义”并提。可见韩非事实上把孔孟相提并论。此外,从汉代一些著作和封建国家的措施中仍可看出早期孔孟几乎并列的痕迹,如司马迁说:“(邹衍)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卷74)王充《论衡》一书有《问孔》和《刺孟》两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文帝时,《论语》、《孟子》两书曾和《孝经》、《尔雅》一起“皆置博士”(见赵歧《孟子注》卷首),可以说是孔孟并列。     

论《诗经》中的“载×载×”

一“载”,究其本义,《说文解字》说:“载,乘也;”从车本声”。这明确地表明,“载”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以“车”为义符,以“哉”为声符,其本义从“车”而得“乘”意。最早文献,见诸《易·大有》,其文为:“大车以载”。然而,语言的发展,词义出现引申,人乘为“载”,而物乘也可以是“载”,如《诗·正月》“载输尔载”。再由此,乘坐之具也成了“载”,如《书·益稷》:“予乘四载”。更由此而产生“承”义,如《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事”义,如《书·     

关于“理想化”——答傅其三同志

傅其三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一文(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文艺理论增刊),是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中论述“理想化”问题的批评。我很久以后才拜读到傅文,似有必要重申我的观点。我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上反对理想化,是从他们自己的有关言论中得出来的。傅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那就应该举出有力的论据,推翻我的结论,证明他自己说法的正确。遗憾的     

布鲁默的“象征互动论”

“象征互动论”这个术语是布鲁默(H.Blumer)首创的,他认为这是他“在《人与社会》一书的一篇文章中多少有点随意杜撰的不大规范的新词。不知道为什么它却流行开来,并且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人与社会》一书的目的是综观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并被当作“每一门社会科学的精神实     

“常”义辨

“常”的本义非为“裳”许慎《说文》释“常”为“下帬也。”段玉裁注:“《礼记》深衣续衽钩边要缝半下。今字裳行而常废矣。”《说文》认“下帬(裙)”,为“常”之本义,“裳”为或体。考之《尚书》《易经》《诗经》《尔雅》等书,“常”“裳”有别,无一相混,许慎、段氏说法无证可据。如《书·立政》:常伯、常任、常事、常人     

是“是”，还是“有”？

林浩基在所著的《齐白石》一书中曾引了传主的三首诗 ,其中一首是 :　乌沙白扇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　将汝忽然来打破 ,通身何处是心肝。书中说明 ,这“是十年前他所作的那幅不倒翁图上的三首题款”。 (见林浩基著《齐白石》　中国青年出版社 1 987年 9月北京第 1版　 1 996年 2月北京第 4次印刷第 353页 )翻阅《中国画的艺术与技巧》一书 ,正好有齐白石的《不倒翁》图 ,并有题款 ,一核对 ,诗的最后一句为 :“通身何处有心肝”。是“是” ,还是“有” ?我个人认为用“有”更好些。理由如下 :其一 ,与画的题款一致。其二 ,“心肝”毕竟只…     

《马氏文通》与词汇研究——纪念《马氏文通》出版九十周年

今年是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出版九十周年.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只是《文通》的命运却很蹇涩,它受到许多的责难与批评,“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书,不管是讲古文法的也好,讲国语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几乎都要把《文通》骂一顿.”可是“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     

后凯恩斯学派中的“两个剑桥之争”

一“两个剑桥之争”的由来和实质 J·M·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以下简称《通论》)于1936年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他的门徒们纷纷对就业理论和政策进行解释、补充和修订,企图加以发展.后凯恩斯学派①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支派:一是以美国P·A·萨缪尔森、J·托宾和R·索罗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是以英国J·罗宾逊、N·卡尔多、P·斯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论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中一个极重要的命题。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军事理论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都十分重视。《管子》、《六韬》、《吕氏春秋》、《后汉书》等许多古代著作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现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的亨利·利德尔·哈特(1895—1970),在他的《战略论》一书的扉页就引用了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名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受孙武这一思想影响的。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     

“知人论世”面面观——古代诗论中赏评论研究之一

倘若不拘泥于形式,我们固然可以断言,《论语》中有关《诗经》的论述,可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论(本文取广义,包括词论),而谈到诗歌鉴赏与批评的方法论,就不能不推《孟子》为权舆了。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尽管孟子的本意是在“尚友”,客观上还是道出了理解作品的一种方法。何况孟子本人还尝试着运用这种方法去展开诗歌批评,只可惜他自己说诗,有时也拘执于“以意逆志”一法,以致断章取义,但是。对诗歌鉴赏与批评来说,孟子在这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毕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它极大地拓开了人们本来很狭窄的思维空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为说诗提供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