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国民党营垒的破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也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策略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危害与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

西安事变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对日本侵华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主动缓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但在中国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倾向于支持中国共产党。1935下半年以后,由于对中国国内政局的进一步认识及苏联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发生微妙变化。及至西安事变发生,苏联对华政策急转,公开支持国民党,对中共施加压力,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苏联对华政策重心转到国民党政府方面,力促在中国形成以国民党为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论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的关系

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的三部曲,毛泽东等称之为“鼎足而三”。本文拟对这三次事件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国民党营垒破裂的开端──福建事变“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福建事变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它代表着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首先进行抗日反蒋的双重斗争尝试。它成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削弱了蒋的制约抗日机制,打开了国民党营垒的缺     

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发动——兼论两广事变的性质

两广地方实力派在策划两广事变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本文认为 ,陈济棠是事变的发动者之一 ,但事变的发起者是李宗仁、白崇禧 ,是他们的策动才使得陈最后下反蒋的决心。从他们发动事变的过程可以看出 ,两广事变实为一次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和斗争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

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王静“两广事变”又名“六一运动”，是由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领衔，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而于１９３６年６月１日发动的一次反蒋事变。事变历时三个半月，终以蒋介石与广西地方实力派签订条约而和平解决。自国民党开展“...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

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促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之以屠杀政策。共产党揭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共严重对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提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1932年“—·二八”事变后，又提…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试析西安事变中国共两党提出的和平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许多政治派系纷纷对事变的善后及中国的未来走势发表见解,如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南京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南京亲日派的“武力讨伐”、李宗仁的“五点主张”、阎锡山的“把蒋介石送至太原”等等,同时,美英日等国也在伺机而动,以图左右中国时局的发展.从整个事变过程看,以中共的和平解决方案和国民党亲英美派的和平解决措施对事变的结局构成直接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国共两党的两种内涵有别的和平主张着手,探析它们对事变的善后解决所起的作用,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实施方法辅助下而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变化

新桂系军阀集团是国民党中较大的一支地方实力派,它曾一度统治过广西、安徽、湖北等省,其势力所及近半个中国。这支反共反人民的地方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头,曾逐渐改变了其政治态度,朝着抗日、团结、民主方向迈进。抗战爆发后,新桂系踏上了民族解放的疆场,积极参加抗战,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做出了贡献。     

广西地下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曲折——一九四二年桂林七九事件评述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2年5月,制造了中共南委事件。同年7月9日,又破坏了设于桂林的中共广西省工委、中共桂林市委机关及部分基层组织,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苏蔓妻)、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壮烈牺牲。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桂林制造的反共七九事件。由于七九事件的波及,导致了1943年玉林的“一·一三”事件,南宁的“一·一五”事件。130多名中共党员被捕,省工委与上级党组织发表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发动的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致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中共在事变发生前站在战略高度,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对策。在事变发生后中共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大局,处变不惊,冷静分析,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退了反共高潮。中共的成功应对为今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迪。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 ,国民党方面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共同谋划的 ,① 而中共方面则主张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为 ,事前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② 而张学良本人对此还没任何解释 ,因此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难有明确的说法。尽管各方的主张不同 ,但各方的资料表明 ,西安事变的主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共之间早有来往 ,例如 ,1936年 4月 6日毛泽东与张学良通电 ③ 以后 ,张学良同周恩来直接接触 ,在延安 (当时为国民政府军地区 )一所天主教堂商量有关“联共抗日”的问题。④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过一些渠道同中共联络 ,但是西安…     

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改变及其原因和影响

华北事变后 ,国民党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政策的变化 ,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形成全国抗日局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使国民党对日终止妥协 ,走向抗日。     

评王大刚的《苏联庇护下的伊宁事变》

1944年8月,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这被称为＂三区革命＂。王大刚（David D.Wang）先生撰写的《苏联庇护下的伊宁事变：1944-1949年新疆的民族冲突与国际竞争》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研究

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指出国联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是"反革命的大旗"."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复揭露国联的帝国主义本质,竭力消除国民党散布的对国际联盟的幻想,号召民众起来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在独立自主原则下支持国联并促其对侵略国家实施制裁,提出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条件下可利用外资进行国防与经济建设.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论1931年西南倒蒋运动

1931年,胡汉民集团的孙派、胡派、粤系军阀联合桂系、汪精卫,在西南发动了一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倒蒋运动。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派系斗争的重大事件,对当时政局的变化影响颇大。本文拟对这场斗争发生的原因,倒蒋活动以及影响,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鲁迅与自由运动大同盟

1930年2月鲁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此,鲁迅公开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在鲁迅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号召被压迫民众争取自由为宗旨”。该盟组织部主任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酷的压迫之下,尤其是在帝国主义间争夺市场的最后挣扎所反映的军阀混战、白色恐怖加深的时候,一般民众,感受不自由的痛苦,与日俱增,争取自由已成为迫不及待的需要”,因此不能不奋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尤其是反军阀战争,为争取一切失去的自由的奋斗”。另一篇文章指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才能获得,所以争自由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