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南的“黎乱”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

<正> 作为祖国南疆门户的海南,四周濒海,中为五指山区黎族聚居之地.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治理海南,无不注重于沿海防务和岛内黎族起义.清代“黎乱”频繁,特别是黎汉人民在反对封建统治中结成了战斗友谊,从而成为清朝政府心腹大患.为了平息“黎乱”,清廷在海南施行剿抚并举的政策,通过清政府在海南的“治黎”政策,不难看出清代边疆政策之一斑.黎汉融合加强和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清代海南仍承明制,琼州府下分三州十县.早在明代时海南沿岸地区就发展较快,黎汉杂居地也不断     

两宋道流内部诗歌酬唱探析

两宋道流将道教文化与民间口诀歌谣结合产生的歌诀作为师徒传道、后辈释道、同辈论道的酬唱载体,丰富了酬唱的话语和形态;道流是极具想象力和灵异能力的群体,他们创撰的故事性众仙真唱和,其过程仪式与方式既是对现实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创造性趣味性的虚拟唱和,点缀了两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间的赠答联句,在保留传统"仙真化"的同时,更展示出道流生活与形象日渐俗世化、现实化的一面,在交际对话间再现了两宋道流较为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且显现出他们的方外个性、才能与精神境界。     

地理考察与边疆叙事——以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中心

清末关注边疆地理的学者之一,胡传东北考察行程及其在台经历,前人瞩目已多,而1887年胡传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则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黎峒考察期间,胡传以日记体方式详尽记载了这个行程。胡传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触到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加之此次行程抱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胡传海南黎峒考察日记中所折射出的外来者视角、对地理事实的关注以及私人叙事等,均值得深入研究。     

秦观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成

秦观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向被视为“词家正宗”“词家正音”“婉约之宗”等.在接受美学视野下,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宋文人对秦词的评价与接受,秦词初步获得了“词家正宗”称誉;二是秦词在歌妓的传唱中显示了当行本色的词体风格;三是秦词词集的编刻及播撒,确立了秦词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秦词在两宋时期的经典化生产与再生产,从一个侧面可以观照到宋人对词的认识及美学旨趣.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宋代海南岛军事措置及其应对实效探析

海南岛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海南岛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军事地缘格局中的地位逐步得到重视。为应对"环海包黎"的复杂形势,宋廷在此不断加派驻军,并设置土丁、寨丁、水军等。通过设置都巡检使司、水陆都巡检使司等军事性质的机构加强军事统治,以策安全。但因海南岛孤悬海上、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制约,宋廷于海南岛的军事建置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发挥较大成效。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

张家驹先生著"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的内容是从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谈到金人统治下北方的残破、南方人材的勃兴,着重说明了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张先生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阐述历史、分析问题,从繁杂的史料中,以社会经济作重点,突出地以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一条红线,把两宋的历史面貌勾画出一个轮廓来.张先生的努力是有成绩的.但我认为这本书在观点上是有错误的.张先生把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归功于封建统     

宋代黎族分布及王朝治黎策

宋代黎族主要以黎母山为中心,呈同心圆式环状分布于当时的临高、澄迈、琼山、乐会、昌化、万宁、陵水、吉阳,少部分黎族分布在琼州海峡以北的雷州、廉州二处。宋代一方面实行诏抚、黎人授官封赐、宽容和断、施行文教等一系列抚化措施以加强对黎族的管控与治理;另一方面在黎区实行设寨屯丁等军事管理方式。宋代黎族教育水平取得突破性成绩,黎汉社会贸易加快,民族融合趋势凸显。     

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

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朝(916— 1125)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朝(1115 1234),它们与五代、两宋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辽金文学成长和植根于辽、金两代,辽、金两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这是研究辽金文学首先必然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两宋、辽金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往往习惯     

简论宋代民间养老

宋代民间的养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养老模式中颇具代表性。两宋王朝民间养老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民间养老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完善的侍丁制度。宋代民间养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居大家庭的重新形成、孝文化的推广以及政府养老政策鼓励等,最终使得民间养老蔚然成风。民间家庭养老风气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两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使得老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并对后世民间养老模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代海南作家王佐散论

王佐作品内容充实,多有为之作,对当时的政术人情及历史上治乱兴衰每有涉及,尤其具有浓厚的海南地域文化色彩。其风格则以自然抒写为主,表现出一种文质适中的特点。他对历代的诗文做过深入的学习,尤其是对唐宋诸大家风格有所领会。他在学术与文章方面,与丘濬、陈献章两位有声气相通之处,但其影响远不及丘、陈。他在明代迅速兴起的海南文人群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而且作为明代中期复古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

中华法系是一种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法制,二者相得益彰.当代学者对宋代判例法的性质和意义往往认识不足,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北宋的历史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判例法在中国的传统渊源.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具有立法上的成文化和实践上的自觉因循之特点.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北宋崇宁五年的泰山碧霞元君封号

泰山玉女起源于唐代民间的祭玉女泉之俗,后来宋真宗更换玉女石像,宋哲宗时建玉女祠,使玉女神逐渐从玉女泉崇拜中分化出来,而成为泰山碧霞云雾奇观的化身。北宋崇宁五年,徽宗封泰山玉女为碧霞元君,就体现着泰山玉女与碧霞宝光的结合,也反映出北宋朝廷对女性之神的封号制度。     

北宋李昉“科场舞弊”案之深层文化意蕴

北宋开宝六年（973）的一宗＂科场舞弊＂案,直接催生了科举考试中＂殿试＂这一考试形式,为之后的科举制度带来深远的影响。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李昉在事后受到朝廷的处分,这一案件本身也被固化成＂历史常识＂,但是通过对此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我们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李昉与赵匡胤的矛盾由来已久,作为后周政权重要人物的李昉最初对北宋新政权持不合作态度;开宝六年的＂科场舞弊＂案更多出自史家们的话语构建,而并非历史上的一宗铁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也会给我们带来历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启发。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