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继统考略

<正> 关于宋太宗继位问题,历代多有争执、猜测。有的人认为,太祖视太宗亲如手足,遵母志执意传位给太宗,故而太祖崩由太宗继统;有的人则着意渲染“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两大疑案,认为太祖本无意让太宗继位,太宗是靠政变阴谋手段偶然成功而登上皇位的。笔者认为,太宗继统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事变过程,不可简单地归因于某一方面。以往两种观点各偏执一端,且颇似舍本而求其末。本文拟考察太宗继统的主观及客观诸方面因素,以求对其人其事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金明池水戏与《金明池争标图》

北宋首都东京顺天门外路北的金明池,与路南的琼林苑夹道相对,是当时东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对此,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张择端有《金明池争标图》神品留世,还有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写下不少诗词,把金明池当日盛况,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些都是研究宋代东京习俗及我国古代城市文化生活的宝贵资料。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略加介绍和分析。 一、金明池的开凿与水战表演 金明池建于何时?说法不一,但考之正史,它确实建于宋太宗即位之初。宋太祖于开宝九年 (976年)十月去世,其弟赵光义即位,是宋太宗,并于这年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据宋人王应麟《玉海》卷147记载:     

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宋代遗诏属仪式化文本，有其固定的结构，一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功业、生死的个性化表述，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二是皇位继承人和太后等身份的安排，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太后、嗣皇帝和宰执各有其立场，一般是妥协的结果；三是办理皇帝丧葬礼的指导性原则，虽多因袭以前文字，但并非可有可无。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即位礼和先皇丧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文本，从寝殿小范围即位，经过朝堂宣读，并通过驿递和登极赦几乎同时传送至地方，先皇去世和今上即位的信息通过它呈波纹状传播，而臣僚通过上慰表、贺表，完成政治秩序上的再确认；朝廷同时派遣使臣分路告谕抚慰，并告哀辽金，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上的平稳过渡。遗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限于此，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才更易把握它的意义，而从遗诏阙失角度更能凸显它在帝后丧葬礼中的关键性作用。     

略论宋太宗

也许是宋太祖的功业过盛,在他的赫赫功业之下,宋太宗就显得有些黯然无光。因此,对宋太宗其人,历来似乎研究得不够。其实,构成宋初政治的主角,分别以武功、文治开创有宋一代三百年基业的,应当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二人。太祖、太宗兄弟前后相承,一个草创开拓,一个稳定发展。本来,这种开基事业,应当是象唐太宗那样,在一个君主之下形成。然而,由于公元976年一个雪夜的“烛影斧声”,历史就注定由这两个人来完成了。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契丹辽人的敬母风尚

我国历史上的契丹民族具有浓厚的敬母风尚,且对其建立的辽政权具有直接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统治者阶层,这方面的记载是非常多的,据史载:太祖神册四年“九月,征乌古部,道闻皇太后不豫,一日驰六百里还,侍太后,病间,复还军中”[1]。太祖可以将军国大事暂且放下,千里奔还探望母亲的病,其平时对母亲的孝敬可想而知。太宗德光是在其母的支持下当上皇帝的,对母亲更是言听计从,恭顺有加。史载太宗“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2]反映太宗对母亲的敬畏。圣宗即位年幼,其母对他…     

宋太宗述论

宋太宗是在一个不稳定的条件下接续太祖的事业，成为北宋继往开来的第二代统治者的。而在他本人各方面的条件都远不如太祖的情况下，要完成把北宋推向繁荣的重任，他就必须努力做一个明智的皇帝，给朝野上下树立治世之主的良好形象。宋太宗的努力确实没有落空，北宋之治的到来尽管在后世颇有争论，太宗的为人尽管仍然受到后世的非难，但我们客观地评价宋太宗的一生作为，就不能不承认，北宋成为继唐代之后的第二个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的社会，应该有太宗的功绩。考察一下太宗在为政方面的表现，其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为正确…     

雍熙三年宋太宗对辽战争何以失败

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北宋发动了一场进攻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战争的这一结局,成了宋辽和战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北宋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还说要收复幽蓟,但直至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却再也不曾见诸行动了。 战败以后,宋太宗把全部责任都归诸臣下,责备他们“不遵成算”,宋朝的一些文献也对这次战争的史实做了歪曲记载。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类记载表示怀疑。本文则拟在考订这次战争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澄清战争的起因、辨明宋太宗部署和指挥这次战争的真象,从而见其致败的真正原因,同时对他事后披露的“成算”亦做一评述。     

论唐宋科举士风之三变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在唐宋科举士风演进的大链条中,最根本的变化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唐宣宗即位(847)后,第二次发生在唐亡(907)后,第三次是在宋太宗即位(976)后。唐宣宗开创了进士独尊的局面,也开始了唐代科场最黑暗的时期,广大寒士普遍蹭蹬举场数十年仍然如痴如狂,使得唐末六十年成为唐诗大普及的极端时期;五代(含宋太祖时期)文人远离科举,养成“吟癖”;科举制度在宋太宗以后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文人形成意气风发、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举士风,由此促进了重理性、好议论诗风的形成。三次巨变,最终完成了螺旋式的回归,宋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也实现了一次飞跃。     

《旧唐书》勘误（七）

《旧唐书》勘误（七）武秀成卷一八上《宣宗本纪》：“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笃，遗诏立（宣宗）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６１３页）按：此云三月一日之“翌臼”宣宗柩前即位，则武宗之崩不在二日即在一日，然新旧《唐书·武宗本纪》...     

隆庆开放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明王朝从建立到嘉靖末年,一直实行海禁政策。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宣布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也正是在隆庆、万历年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地区才得到较快的滋生和成长。本文仅就隆庆开放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促进作用作初步探讨。明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明史·朱纨传》)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明王朝和海外诸国的货物交换,仅仅限制在受到严格控制的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女道士鱼玄机的准确卒年

女道士鱼玄机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她的生命和卒年，历来没有定论。各类大中型工具书都把鱼玄机的卒年定于“公元871年之前”或“公元871年左右。”这些说法的依据是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卷九的记载：“咸通中，（玄机）为李亿补阁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宜现为女道士……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湾杀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都有鱼玄机在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土和答杀婢女绿翘的记载。这些宋元人的记载，只是泛泛地说鱼玄机的生活年代是在“成通中”。他们所说的“成通中”…     

随园误记

袁枚《随园随笔》卷七《官职类上·领录尚书尊于尚书令》记有: “宋书褚渊传:太祖崩,遗诏以渊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拜录者。……”查《宋书》并无《褚渊传》。按褚渊确是刘宋朝的官员,曾以尚书右仆射的资格为宋明帝的顾命     

道教与宋太宗父子的上台

宋太宗的上台,给历史留下“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但毫无疑问,道教是帮了他的大忙的。材料证明,太祖之死,太宗上台,很可能是宋太宗与道士合伙搞了一个宫廷政变。当然,太宗的宫廷政变不只是靠与道士的合谋,但无疑的是,道士们的活动是其宫廷政变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宋太宗还利用道士,制造自己是真命天子的神话。不唯如此,太宗还与赵普合谋,搞了一个“金匮之盟”。固然,对于“金匮之盟”的真伪问题,史学界还有争论,但不管其是真是伪,都为太宗的上台制造了根据。可是“金匮之盟”的存在,却给他的皇位传承带来了麻烦,为此,宋太宗再次靠了道士的帮助,把自己的儿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日］桐岛薰子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日两国之间的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时，首先应该想到其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记载在中国历代史书中的“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就是其一。我在这篇文章中，想先讲一下《宋史·日本...     

赵匡胤祖籍问题再辨析

赵匡胤祖籍“涿州说”“已成定论”,而“保州说”也绝非空穴来风。事实真相是：赵匡胤祖母刘氏系保州人,在赵匡胤祖父赵敬死于涿州后因战乱携年幼子女回娘家居住,不久因涿州被割让给契丹而不得归,故在保州有赵姓人定居、繁衍,即后来皇族之“疏属”,至宋真宗朝,这竟被曲解为赵氏“本籍保州”,于是造成与“信史”记载僖、顺、翼三祖“并幽州”与“本籍保州”以及已成定论的“涿州说”与“证据确凿”的“保州说”的矛盾与争论。     

肇州考

金元时期,东北肇州治所究竟在那里?这一问题,目前中外学者的看法尚不一致。有认为在今第二松花江北伯都纳东南的珠赫城(又叫珠家城)。有认为在今第二松花江以南。还有认为在今肇东县四站八里城。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考证,我认为肇东八里城是元肇州治所,而金肇州则在肇源县望海屯古城。《金史·地理志》记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由此知金肇州即辽代的出河店。同上书《太祖纪》记载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阿骨打举兵抗辽时,当年九月汇诸路谋克于来流河(今拉林河)畔,并向士兵发布告谕,     

从文献与考古学角度论《左传》的“大屈”

《左传》之中提到了“大屈”一词，可是这个词语究竟有何含义？历代却无定论。在以经学家称著的东汉，大儒们对这个词语也同时提出了两个不同的解释而不能判定。两个解释，其一以为“大屈”为“弓名”，另一说则以为“宝金”。后世学者，多根据《鲁连子》的异文而多以“弓名”之说为确。可是从考古学角度看来，实在还有商榷的余地。《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子事公七一台，使长钱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孩后疆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日：一何贺？”对说：“‘齐与晋、越欲此久也。寡君无适与也，而传诸君。君其备御三邻，慎守宝…     

李后主与牵机药

“李后主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诃,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余怀《玉琴斋词序》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是个治国庸才,而在词坛上,则是公认的圣手。有人说过,李后主若不被宋太祖生俘,不足以成词王,穷而后工也;若不被宋太宗药杀,境遇好转起来的话,也会“江郎才尽”,晚作不足观也。这些话或许会刻薄些,但也不无道理。那么,宋太宗是怎样药杀李后主的呢?史书是这样写的:李煜降宋三年之后,太祖死、太宗继位,太宗比太祖更猜忌,尝使徐铉(与后主同降之文臣)来见后主于赐第,后主忽吁叹道:“当时悔杀潘佑、李平(劝后主图强御侮的忠臣)。”徐铉不敢隐瞒,直告太宗,太宗因此大忌,恰巧七夕那天,后主于赐第中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已是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以为后主尚恋念故国,心存报复,因命楚王元佐赐后主饮酒,酒醉之后,后主遂中牵机药,病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之状,后主遂于是夕卒,年四十二。这种牵机药是什么呢?查实就是马钱子,热带乔木番木鳖树的种子,口服极少的剂量,就能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