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文化认同论

大禹传说自产生以来,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民间广泛流传其传说,全国各地禹陵、禹穴等相关遗存星罗棋布,大禹传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流布,其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位上古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关于大禹仍然存在诸多迷雾,正因如此,历史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声音,尤以20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派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探讨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确立与经受的考验,认为,历史上对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大禹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大禹传说异彩纷呈的根本魅力就在于大禹传说尤其是治水传说一直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这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九歌》新论(九)

《河伯》的地理神名和本事（下）《河伯》所言九河名黄河,乃出自鲧禹治水之时,为治水而分黄河为九道,故称九河。事实上,《河伯》之神即以鲧为原形,《国语》中多次提到鲧皆作伯鲧,鲧从鱼即表示水物。鲧为治水英雄,伯鲧就是河伯。据《山海经·海内经》,鲧窃帝之息壤堙水,帝令祝融杀之于羽郊。又依《淮南子·坠形训》,禹也以息壤填洪水,可是为什么杀鲧而留禹呢？考《国语·晋语八》,鲧死后化为黄熊入羽渊,即为水神。《拾遗记》卷二《夏禹》亦言鲧为“河精“,民修庙四时以祭,如此鲧为河伯自然无愧。又据同书同卷,鲧死后还助禹治…     

积石与大禹导河事迹再考

《尚书·禹贡》所言的"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积石"一地,应指今甘肃临夏的积石山。禹所居最早之地谓"夏",在西北,夏朝之名,应是据其所起始之地而得。禹导河至于积石,加强了与各部族的联系,有利于夏部落力量的加强。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甲金文验古学”之四 甲骨文造字的原初史

该文从原初史角度,考察由图画发展到文字的漫长过程,首次解读了中华远祖■■■■写成金文应为甲骨文"■■",而并非"夔、夒、喾"。并论证所谓"帝喾取四妃为华夏四大族之祖母"的传说不符合原初史的真相,而实际是周代史官所为。甲骨文初创期,关于人体的字根,来自图形■■■■(面部),以及■■■(腿部)和■■■■(足部)、■■■■(手爪)等等,由这些元素演化出基本字根,衍生了系列甲骨文"目首页眉见看儿顶",以及"足止正之乏出左右叉卷拳掌"等字。殷商历法只分春秋两季,迄今已发现的甲骨文273年间的卜辞中只见春、秋两季,始终未见"夏"字。夏及夏季、四季、华夏等概念开始于周朝史官。该文阐述了"巫师"和"鬼面"的甲骨文字源,并从金文分析解读"禹■、■、■"和"禺■、■、■"的相关性。论证了大禹实为掌权的巫师(巫官)。最后对于"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组织动员情况、工程条件、实际成效、历史评价等,提出独特的见解。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

"民族志"之名,来自古希腊文的"民族+志",指"记录的民族学",而"民族学"则常被理解为"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蔡元培)。"民族+志"这一组合是近代的发明,与欧洲国族观念有着既相合又相离的两可关系。就多数经典民族志呈现的面貌看,尽管有将民族志视作"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者,但民族志研究单元一般超脱于"民族",其描绘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是"ethnos(民族)"的真正含义,指与近代西方"个人"不同的其他"人的观念"。在民族志中,"人"是内在差异化、人格外在化、非个人的多元复合场所,其属性不可单独以"世间性"来理解。在此意义上的"人",是含有人、神、物诸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者。"人"的这些内容,曾被界定为"文化"的诸"因子"或"方面",而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志研究表明,"文化"最好被理解为人文关系的总体状态。人文关系,是"己"与广义的"它"之间的关系,是"世内存在者"与"世界"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分布在大小不一的社会共同体中,即使我们观察的是一个范围狭小的村庄,这些关系依然可以得到清楚的表现。对民族志书写者而言,所有地方,都是"世界性的",在人文关系的"世界"中,"己"与"它"的关联性被分解为几类关系及其认知,但其本来面目是浑然一体的。它"因地制宜",形成人中心、神中心、物中心的形貌,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等级与互惠的复合性意义上,却普遍一致,从而使场景远离"我者"的民族志,总是关乎于"己"——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这包括"民族",但不等于它。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论资本与全球化的多重逻辑

资本不会满足于最初偏居一隅的直接任性,它一定要把过往和现存的所有具有时间差异的历史纳入自己的范围,并最终要从外在的角度占有世界.但问题是,地球只有一个,世界却是多极的.谁在企图用资本的逻辑让地球的一采化约世界的多,谁就仍然把资本的运动描述成为"神秘的抽象",根本不能诠释全球化之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