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暴力与学术界

本文探讨极端暴力与学术的关系。首先 ,学术职业助纣为虐 ,为发动国家主导的大众暴力做思想上的铺垫 ,为之提供了理由、方法和人员。因此 ,我认为 ,学术只有先修正自身的研究和解释范式 ,才可能分析和洞察现代的极端暴力。必须了解是什么机制促使学者个人参与或抵制令人发指的暴行。了解这种机制有助于培养学者更好地抵制受国家保护的罪恶。对研究极端暴力的学者做一回顾 ,我发现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个人经历的影响。曾经是极端暴力的受害者或使他人成为受害者的学者 ,他们是否更透彻、深刻地理解这种现象 ?抑或他们带有偏见 ,使其研究不足为凭 ?我认为 ,在生存的常规和惯例土崩瓦解的事件中 ,客观分析的观念也成为无本之木。最后 ,我就学术界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反应做了一些反思     

极端暴力:我们能理解它吗?

引　言2 0 0 1年 1 1月 2 9、3 0两日 ,历史、政治、人类、社会、心理等学科的专家在巴黎开会讨论“极端暴力”①。对于在各自学科研究“无法无天”暴力的学者来说 ,“极端暴力”这个概念似乎能为大家所认同。他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寻常之至 :为什么在当代的冲突中那么多平民被杀害 ?为什么无辜妇孺横遭杀戮 ?那次筹备已久的学术会议召开于 9·1 1不久 ,可谓应时趁景。其实 2 0世纪整个悲剧历史远比那次事件更说明“极端暴力”问题的重要。请记住鲁道夫·鲁梅尔提供的或可商量的数字 :上个世纪 1 69亿平民被他们的政府杀害 ,而战争死亡人数为 …     

战争中的极端暴力和有意回避

大部分志力于研究战争的社会科学家 ,尤其是历史学家 ,都自动“忽视”了战争暴力的问题 ,尽管这很少是他们刻意的决断。本文旨在揭示和分析战争处境下的极端暴力以及战士们的极端暴力。这些战士既是这种暴力的制造者 ,也是其受害者。我并不是要蔑视或者诋毁就武装人员加之于非武装人员的极端暴力所进行的研究 ,而是要反思那种忽略了发生在武装集团之间的暴力行为的先入之见。战争暴力并不是某种不需描述和分析的“恒久”战争现象。这种有意回避构成了我们对战争暴力进行实际研究的障碍 ,它的“语言”在揭示行为人的表意系统时 ,往往非常僵硬。它也导致人们忽略了战争暴力与平民暴力之间的界限非常脆弱这种现象。跨界限的对话需要批判性的考察 ,———如果我们所希望弄明白的不仅仅是战时极端暴力行为的某个方面 ,而是这些行为的整体的话。     

神圣与世俗:后战国神圣性观念研究

在中国,神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神圣性.相反,倒是圣人和圣王具有真正的神圣性.中国思想史上的神圣性,本质上只是一种政治神圣性.政治神圣性是人们对一个政权或一种统治方式的政治信仰,它较之于统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而具有更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圣人"话语本质上属于政治实践的产物,是对政治实践的自然表述,它强调的是一种实际的功业和具体的作为.     

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

莫言早期的小说如《粮食》、《欢乐》等真切地表达了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深层歌颂和赞美。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驶 ,由于创作主体缺乏必要的审美判断和理性驾控 ,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其代表作《美乳丰臀》通过对母亲稳私的张扬和生理器官的细说 ,对人类之母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最残忍的亵渎。而这亵渎由于其声部的强劲浩荡而淹没了书中乃至莫言以往作品对母亲所有的歌唱     

人类学:付诸实践的理论

本文旨在介绍本期内容要点。本期和下一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均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特刊,着重探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课题如何扩大到无法用文字或视觉认知的领域,并且探讨人类学所十分重视的田野研究（民族志）;就分析全球性现象而言,这种做法似非而是,且具有实实在在的优点。作者认为,动因和实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多元的现代性则同时出现,这就使得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方法既切实有用,又具丰富的实证意义。人类学本身可能日益介入全球和地方特性的政治之中,与此同时,它认识这一现象的能力——一种潜在的责任——则会提高它进行社会和文化分析批判的能力。     

公祭:人类学的解读

在人类学看来,公祭具有多元性、地方性、族群性、社会性和政冶性等特点.公祭的多元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公祭的地方性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凸现,公祭的族群性是族群认同的一个边界,公祭的社会性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公祭的政治性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因此,不可轻易否定公祭.但举行公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举行,制定公祭的法律法规,严格公祭审批,使公祭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能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誓言与亵渎:论阿甘本的元语言哲学

长期以来,尤其是自从维特根斯坦之后,语言哲学被视为对语言意义和语言用途的探索,在此类研究中,语言哲学被等同于语义符号学和语用学。阿甘本的研究在于探索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意义的纯粹语言(元语言),它又如何来架构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他在对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誓言的考古学研究中发现,誓言的经验不仅架构我们的政治生活体系,也架构了以空泛的神之名为核心的宗教体系,而在后者那里,我们的生命以违誓诅咒的方式变成了赤裸生命。因此,元语言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批判以誓言为核心的语言装置体系,唯有在对神圣且空洞的神之名的亵渎中,我们才能找到突破语言装置藩篱的可能路径。     

隐藏的罪恶:日本细菌战罪行与七三一部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二战期间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日美学者西山胜夫、莇昭三、奈须重雄、森正孝、谢尔顿·哈里斯、肯尼思·波特尤为突出.本文以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利幸的著作《隐藏的恐惧》(Hidden Horrors)为切入点,结合心理学相关内容尝试分析二战期间隐藏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暴行背后的心理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是对日本侵华细菌战证据的有效补充,同时也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已有认知.     

建筑、空间与神圣领域的营建——大理白族住屋的人类学考察

在大理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中,白族民居得到了特别的关注,但在"三房-照壁"等所谓白族风格背后,实际有多样的存在形式.在人类学看来,居住格局往往会暗示尊卑等级、家庭结构和性别关系等,对空间分割和利用方式显示了当地的文化特征.在白族民居中,堂屋往往充当起居室,同时也是安放神龛和祖先牌位的地方.传统民居在象征上构成一个微型世界,其中灶和门被特别崇拜,而"安龙奠土"仪式的举行显示了白族人对土地神秘性的认知.     

创新教育:高师教育的神圣使命

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所使然,也是教育应尽职责.创新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师院校应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教改的方向及自己的神圣使命.     

春节:中华民族神圣传统的生活叙事

中华民族的神圣意识,在春节期间有着特别集中而突出的展示与培育,并以多样化的民间生活叙事为支撑.春节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年度为周期的神圣起点,春节的进入与结束体现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度转换.春节所延续下来的神圣意识需要尊重,其神圣传统需要以种种方式促进在当今社会中的传承;应遵循现代民俗学理念,尽快完成对于各地春节节俗的田野调查工作;还应积极关注春节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使之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叙事的神圣发生:为神话正名

人类从来就是神话制造者.叙事始于神圣的讲述.现代性对宗教神圣的祛魅导致一个恶果:将神话视为一种低劣的思维方式,让理性的人抛弃神话.结果,失去神话的现代人陷入了科技理性主宰下的困境.为神话正名,需要将其还原到崇拜仪式的神圣语境之中,揭示其心理整合及精神治疗功能--神话能够让我们破碎的、悲惨的世界得以改观,启示我们应对自己内心的危机,找到新的超越可能性.     

哲学:在神圣与世俗之间

面对"发展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境遇,深度解剖哲学的性质、功能以及未来走向,是一项系统化的理论工作.这是哲学界反观、审视与定位哲学的重要环节,更是我们发展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开拓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所必须认真清理的前提性工作,为此,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拟从"哲学: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这一特殊的视域来追究与探讨,力图给哲学以更为全面、细腻的历史与现实的画像,以期从学理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原教旨主义暴力:现代冲突中的政治暴力和政治宗教

现代“政治宗教”除了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其他极权政体中的政治仪式和宗教语义 ,还包含着其他的东西。意识形态和政治风格固然重要 ,但它们无法解释终极使命的“千真万确”是如何达到的。革命“怒火”的恐怖和民族复兴主义的“奉献”为我们提供了一道历史轨迹 ,使我们能够得出下列命题 :在现代社会 ,不是宗教包含暴力 ,而是暴力包含宗教。原教旨主义暴力———从犹太大屠杀到 2 0 0 1年 9月 11日的袭击———都只能视为世俗化世界中圣道的试金石。因此 ,“暴力的道德”(索莱尔语 )不仅为政治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 ,而且证明了政治暴力本身的超验性。     

世纪末的城市文化:人类学展望

在过去三十年中,人类学家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城市。这就改变了以对欧洲以外乡间居民的研究为基础的人类学模式,也使人类学家能够通过人种学和定性研究的方法调查城市如何因出现多种文化的差异、混杂及不同文化间社会隔离而变化,从而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对一些主要城市学说的批判性回顾表明,把城市经验中文化方面的问题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是重要的。为此,城市的分类应当考虑的便不仅仅是社会发展,还应考虑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考虑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在各城市内部一体化及联合组成跨国网络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讨论对人类学实践能作何调整,以便战胜已构成众多百万人口大城市中心和边缘地区社会图景一部分的新种族主义、排外和社会分裂     

罪行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

罪行法定原则 ,乃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用近代刑法之父费尔巴哈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的表述 ,即是“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1] 其固有含义是 :对行为人的定罪与判刑必须以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 ,如果刑事法律中对某种行为或不行为未加以规定 ,即便该行为或不行为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 ,也不能对其定罪判刑。该原则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 ,但法学家们并未将其视为罪行法定原则。一般认为罪行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应是 12 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 ,该宪章第 39条规定 :“对于…     

经典的亵渎颠覆与传承保护

蔡毅在《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3期上撰文对当前社会上由名著改编引发的颠覆正史、解构经典、戏说人生的潮流进行了梳理和剖析,认为这种去政治化、去社会性、去道德判断,甚至去中国化方式所表现的时代病症,已引起了文艺创作的混乱,导致了整个文化面临着精神危机。我们需直面社会变迁,直面生存真相,致力于保护经典文化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主导作用。要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诠释;要考虑如何吸取和弘扬文本中的精髓,维护一个平衡良好的文化和丈学体系。     

经验: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契合点——文学人类学的精神向度

理解和表达人类的生存经验,这是文学与人类学共同的价值取向,如何理解和经历人类的经验是文学人类学的精神向度。文学人类学对人类经验的理解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历程:对文学中人类经验的整体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强调,忽视了作家是如何经验那些经验的;强调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参与性、情境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学人类学的精神向度更有可能得以确立。     

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搞好文化建设需要人类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发挥作用.人类学应该以此为契机,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具体应用中采取决策参与模式、辩护模式和文化策划模式,从而拓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