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探析萧统的文学观

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和教化双重价值,二者之间相辅相成,难舍难分。《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前者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首次提出"能文为本";后者在肯定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突出文学的教化功用。结合齐梁时代尚"丽"的文学主流,《文选序》和《陶渊明序》共同体现了萧统既重视文学的审美又重视其社会功用的成熟全面的文学观。     

《历代赋汇》赋序指误

光绪双梧书屋俞樾校本《历代赋汇》中所录赋序,除承袭《文选》内序外序不分、以史辞为序之外,还有序、文不分,作者姓名与时代不当,有序而又未予标记等错误。     

《新序》文体的重新定位

关于《新序》的文体性质,古人和今人存在很大分歧。古人认为《新序》是子书,而现今不少学者却把它视为小说。其实,《新序》亦子亦史亦小说,又非子非史非小说,是子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中间形态。《新序》以历史故事为主,且杂有多种文体,把它定位为具有小说因子的故事体散文更为客观。     

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质疑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说在浙江义乌发现了苏轼的一篇《叶氏宗谱序》佚文.该文作者经过考证,肯定《序》文确为苏轼所撰.本文对苏轼写《序》的可能性,此《序》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分析,指出了《序》文中的诸多疑点,认为此《序》不合常理,违背史实,又多破绽,不可能为苏轼所写,当是后人伪造,故毫无文献价值.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陈元之不可能是《西游记》作者——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

现存最早的包括世德堂本(简称世本)在内的明代三种《西游记》版本,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书前并有陈元之撰的《刊西游记序》(简称陈《序》)。所以,陈元之和华阳洞天主人在《西游记》版本史上是很有名的;还多有论者认为他们是一个人,这的确很有可能。问题是对于他们的生平却一无了解,唯一可靠的材料就是那篇陈《序》。而《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简称《臆断》,刊本刊1990年第1期)一文却认为陈《序》为托辞伪装,故布迷阵,不足置信;并据此断言陈元之为《西游记》作者。我以为论据不足。《臆断》主要从三方面来论证,特逐点加以争辩。一、《臆断》视陈《序》“旧有叙”之说为假托,所以撇而不论,断言世本是初刻本。《臆断》说:“或曰,序中明明‘旧有序’,可见世德堂本不是初刻     

子夏家学与《诗大序》——子夏作《诗大序》说补证

《诗大序》旧传为子夏所作。唐宋以降,异说蜂起。自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大序》出自汉儒,国内高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也多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论者多认为《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有事实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也未必见过《孟子》。史籍中并无坚证可否定子夏作序说。而《诗大序》自身,却以其对诗歌独到的神秘性感悟与体验,证实着卜氏后人子夏作序的最大可能性。     

序跋 日记 书信的考释

序跋是个依附性的文体,或依附于诗、词、文赋的篇章,或依附于诗集,文集,学术专著,或依附于字画、金石拓片,置于它们之前或之后,起点拔评价、交代背景、抒发由此而引出的感受等辅助功能。尽管有序跋胜于原作、原著或合则双美的现象,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滕王阁序》,原诗早就湮没无闻,而序却千古传唱;例如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原译少为人读,而序却广泛流传;例如毛泽东《送瘟神》,诗序并佳,俊逸双飞     

鲁迅改定《蜕龛印存序》述略

前几天,在《战地·增刊》上读到费在山的《<蜕龛印遇>题记》(1979年4期)。文章说,“读了鲁迅先生的《蜕龛印存序(代)》,总想看看蜕龛印刻的印章”。我这次见到了蜕龛手刻的艺术,却想谈谈鲁迅对《蜕龛印存序(代)》的改定过程。鲁迅一生写下的序、跋等文字是很多的。据《鲁迅全集》粗粗的统计就有百余篇。这些序、跋、小引,甚而广告、说明,都是经过认真考究的。因此,常常是在短短的篇幅里,却包容着深切见地。它要言不繁,会以精辟的见解,把读者引向体验的深处。     

《毛诗》的《序》《传》歧异原因析论

《毛诗》的《序》《传》歧异的有34篇,表现为《序》《传》矛盾、不相应和不相涉。其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序》《传》解释侧重点不同,《序》含混、前后矛盾,《传》误读经文,《序》《传》依据的材料不同,续《序》与《传》都据首《序》申发,但申发点不同,《传》对《序》有所修订,《序》《传》皆经多人续补等。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诗经·汝坟》三种解读之考辨

关于《诗经·汝坟》,在传统的经学史上大致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尊《序》派,以《毛传》《郑笺》《孔疏》等为代表,认为这是文王之“道化行也”。《诗集传》虽然废《序》,但在这首诗的解读中,与《序》保持一致。另一种是废《序》派,以《诗经原始》等为代表,尽管不同意第一派的看法,却仍旧认为这是赞美文王的诗篇。现代人又有第三种解读,认为这是一首纯粹的思妇或恋爱诗,以《诗经注析》《诗经分类诠释》为代表。其实,《汝坟》是一首从描写相思到婚配充满欲望的婚恋诗,并且诗中所说的劳动是伐树采桑,而不是伐薪打柴等。     

袁枚的《续诗品》

我国古代有三部产生过相当影响的《诗品》,袁枚的《续诗品》就是其中之一。郭绍虞先生在《诗品集解·续诗品注序》中指出:“薛起凤《小仑山房诗集序》谓随园论诗之旨,一见于《答归愚宗伯书》,再见于《续诗品》三十二首,可见《续诗品》是随园诗论的核心所在。”然而,论析《续诗品》这一代表作的专文却很少见。因之,本文拟联系袁枚的其他诗论对《续诗品》提出些看法。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史料价值——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

中国古代地方志多有序、跋,序跋已成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西藏地方志与各地古地方志一样,也多有序、跋,有的还有多序多跋。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方志的序、跋为例,逐一介绍其内容,并对重要观点、评价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几个方面指出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特点及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朱熹诗经学思想矛盾性探析

朱熹诗经学思想多有矛盾之处:一是对《诗序》的态度,尽管朱熹多次提到《诗序》不可取,但在具体解诗时多从《序》说;二是面对华夷之辨时,朱熹对王室正统的价值评判背离了其一贯坚持的道德至上原则;三是具体解诗时文学情感与义理道统之间的冲突.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宋代理学背景、朱熹多重身份及当时的政治现实等.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关于《文选》的选文范围与标准问题

《文选序》欲“以能文为本”作标准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但这无法落到实处,《文选》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文选》即“文”之选,而不是在“非文”与“文”中选文。其选文以“文集录”为封域,类随文立;而又不为其所束缚。《文选序》并没有提出作为全书的选录标准,“事出”两句或“综辑”四句说的只是史书部分的“赞论”、“序述”及其相近的各种实用性文体的选录标准。至于全书的选录标准是什么,只能就《序》与《选》作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萧统编撰《文选》以审美价值为其依归;其“教科书”的作用等等,都是“派生”的。     

从《南岳唱酬集》看理学家的山水记游

朱熹、张栻、林用中同游南岳衡山时,在7天内写作唱酬诗149首,编为《南岳唱酬集》。张栻的《南岳唱酬序》以“序”为名,实则记述了游玩经过,被后人视为山水游记的名篇。之后,朱熹写作《南岳游山后记》,以“记”为名,实则借临别赠诗一事叙述了自己对于作诗的看法。细读南岳唱酬组诗、《南岳唱酬序》与《南岳游山后记》,可以看出山水文与山水诗在叙述同一活动时的不同特点,还可以观察到理学家面对优美山水时想要作诗却唯恐玩物丧志的纠结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