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提出了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问题我们的立足点是我们的"生活世界";但是,作者误读了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思想.此在并不是主体性的观念.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与道家老子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与儒学的关系上.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特有的,中国并没有那样的形而上学.     

论儒学的宗教性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 ,以对传统宗法性宗教的考察为基点 ,以孔子创立的儒学宗教理论体系和儒家基本经典为依托 ,以人文主义为主流 ,以有神与无神为两翼 ,充实当代新儒家宗教观的内容 ,探索儒学传统思想宗教性的内在发展规律 ,寻找儒学宗教性的人文主义精神与世界宗教文化的共通性和结合点 ,凸显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中庸”一词英译的哲学反思

"中"是中国儒学思想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灵魂的直接体现。儒学典籍英译中,"中庸"二字作为重要范畴经历了西方译者各般阐释和比附。早期汉学家在释"中庸"一词时,颇多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体现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诉求,而当代汉学家安乐哲的翻译"切中伦常"则导向了对"中"在生活经验中的重新建构,昭示了儒学西方阐释的新动向,为中国哲学范畴的英译提供了启示。     

中西哲学内在结构之比较研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以结构主义的整体性思维为基础,以中国儒学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例,对构成二者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发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结构的整体性相对中国儒学较弱,即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内部贯通,仅仅是形式上的松散联合体。而且维系二者各自结构得以存在的自调和转换机制所依赖的原动力也不同,中国儒学是为使其理论体系社会化而建立了相应的结构;而形而上学以超验世界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有为了结构而建造结构的倾向。通过比较研究,映衬出中西哲学具有各自鲜明特征的结构方面的原因。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是现代新儒学者,但对非儒学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冯友兰评判哲学在哲学史上中的地位,他用的评判标准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讲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经虚涉旷,超乎形象,也就是说必须超出经验世界之上,对真际有所了解."道中庸"则是讲必须把高明所得最后落实到人伦日用之中.因而不离世间.冯友兰认识到了儒道两家的优点和不足,在新理学中就有可能把"极高明"和"道中庸"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最好成果的吸收.     

情性本位: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质的理解

情性本位,是中国文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影响了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哲学———儒学———之性情形而上学的形成。这种文化逐渐流转为一种同崇尚精神、理性的印度文化、希罗文化不同的情性本位的文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后现代对理性的反思,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东方的情性文化和儒家的性情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     

韩国儒学与崔济愚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

韩国儒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入、接受、传播、儒佛兼学、性理学5个时期。李朝儒学所代表的韩国儒学旨在为儒学思想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证明,李退溪、李栗谷等儒学学者正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研究和著述的,如此性理学可谓＂极高明＂之哲学;批判性理学的实学思想则注重经世致用＂济民救世＂因而是道中庸的哲学。朝鲜半岛儒学发展至19世纪中叶始有大的改变,这便是东学的建立,东学创始人崔济愚通过引入＂侍天主＂概念、批判基督教、引入＂至气＂范畴,分别对传统儒学中＂天＂的概念、＂天人合一＂思想、理学之＂气＂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传统儒学成为含有儒释道、基督教及其传统巫教等内容的一种新宗教,对韩国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儒学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定位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历史上儒学是靠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来发挥文化整合作用,以便进行文化传承的。改革开放以后,当现代化事业进展到不能不触及制度、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再次遇到儒学转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连同政治制度和社会,确实需要一次花大气力的整合。整合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通过整合在实践中重新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便纠正以往在"制度变革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错位"。这已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关口。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无疑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整合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以唐君毅道德形上学为中心

［摘要］新儒学在中国哲学范式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以其成熟的理论体系、概念系统、话语转换、学术系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新儒学所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集中彰显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特征,突出展示了其理论成就。唐君毅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建构了一个以心灵生命为体,从三向三观的角度开出三类九重之境的道德形上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继承和阐释了儒家传统,凸显了儒家哲学所具有的内在超越精神,从而在理论上为寻求儒家的精神追求完美实现提供了可能,圆润了儒家心性论。同时,这个体系也十分鲜明体现了现代新儒学所独具的学派特征,充分展现了现代新儒学为推进中国现代哲学范式转型所做出的实际努力。     

论儒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中的载体性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说,它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最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载体,各式各样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们在儒学的外衣包裹下,表达的却是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核。正是凭借载体性,儒学作为“显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     

道:从《易经》到《易传》

分析了“道”在现代汉语中的含义,并通过分析试着将“道”还原到它的原始含义的层面。通过对《周易》古经中的“道”和《易传》中的“道”的考察,以及对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比较,试图对作为“道路”的“道”向形而上的“道”的转化过程提供若干探索性的思考。     

论古代文体学的内涵、方法及其实践意义

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古代文体学存在于批评与创作两个领域之中,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但在传统体用思想尤其是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体学又具有很明晰的体系性。从系统的角度深入地分析文体学体系的基本内涵、建构方法及其在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上的意义,对推进古代文学的文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客相分”与“天人合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与技术哲学现代性的话语中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到，对现代性缺失的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实现“天人合一”到“主客相分”的转换；在本体论上，重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概念形而上学，这样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型。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论中医理论的自然哲学性质

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性质的医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概念直接构成中医的理论概念。“粗守形、上守神”的中医理论思维追求说明中医在理论上注重对医学问题本身的形而上本质的研究。中医理论用感性名词概括抽象医学理论,是古代自然哲学朴素性的表现,也是中医理论从形而上直接走向临床应用的桥梁。中医理论的辩证施治原则充分体现了古代自然哲学的辩证法性质。     

道玄思想与六朝以"清"为美的意识

道玄思想对六朝以"清"为美的审美意识之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以"清"为美即强调事物的材质之美、气韵之美,亦即本体之美."清"美也是绝俗之美.它是以道家"清静"思想为基础,体现了道家崇尚清逸的美学理想."清"作为原始道家哲学和美学的重要概念,演变为广泛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范畴,则完成于魏晋玄学阶段.尚"清"意识是玄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是六朝美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论冯友兰"新理学"的精神旨趣

通过借鉴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并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根本精神旨趣是,意图通过纯粹形式的形上学建构,以推演出一套可以提高人类精神境界的人生哲学体系。     

中国哲学之德性形上学辨析

通过中国哲学形上学之天、道、命、理、性五个基本范畴之内涵辨析,指明中国哲学乃是不同于西方知性形上学的德性形上学,其本体论理论形态表现为追问生存之第一原则(德性原则)的生存本体论。中国德性形上学有着自己独具内涵的形上学范畴体系,体现出德性优先的人文关怀理念,并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之伦理文化形态。     

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关注"存在"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形而上学就是西方哲学的基础.而由于在中国哲学里缺失了"存在"这样的词语,因此,中国的形而上学同西方的形而上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哲学里的形而上学主要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走的是自然哲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