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散文艺术与绵延意识

宋濂是由元入明的文学家,为明代文臣之首。《阅江楼记》是宋濂的名作,其结构孕育着八股文的胚基,其文气即作者强烈的历史意识。宋濂的散文艺术,上承宋人王禹傅,下启清人刘曾。宋濂不同于王、刘之处在于他那特别强烈的绵延之感。在绵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绵延是不可量度的精神活动,而文人在此活动中快乐无比极其幸福。中华民族文化的绵延是宋濂最为关心的问题。宋濂对历史的把握是一种带有其个性特征的时间感,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宋濂散文的文本品质。     

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走的是一条由崇俗黜雅、俗热雅冷到多元发展、百家争鸣的道路。前五十年为开拓领域、确立格局时期,“五·四”以后至抗战前夕曾出现第一次高潮,俗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间三十年乃古为今用、有得有失时期,“得”表现为有限的实证性成果,“失”多在于直接为当代政治运动服务;近二十余年为多元发展、百家争鸣时期,也是本世纪的第二次高潮,无论资料建设、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新气象。     

论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

明代科举制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亚洲部分国家外民族人员的参与性和明统治者在少数民族地区科举考试措施的特殊性。文章对此作了分析， 并指出其利弊所在     

清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与明代宋濂文学接受经历先扬后抑再扬的波状起伏不同,有清一代,宋濂文学赢得普遍赞扬,但出现扬文抑诗现象,从初期的“明代第一文人”到清末的“文章冠冕”,人们对宋濂散文成就一致称赞,推扬极高,但由于《萝山集》失传,清人对宋濂诗歌评价不高。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文类与文学经典论

文学经典是一个广泛涉及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审美倾向、批评标准等诸多因素的复杂问题。就原生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因文类而被建构;就次生文学经典而言,文类因文学经典而被建构。文类等级通过对审美主体创作热情、作品的接受与传播的影响,制约属于低等级文类的文学经典产生的可能性。低等级文类的文学经典产生,其根源仍是高等级文类及其经典作品的丰厚滋养,且往往与创作主体命途多舛关联密切。文学经典还有助益于低等级文类的身份认同。文类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深化了文类与作家、作品的关系认识,提供了审视文学经典问题的崭新维度,更显著地揭示出文论史上文类充当的规范诗学特征,更突出作家创作中为人漠视的文类选择倾向。是饶富新意且具较高研究价值的课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明代科举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对明代绘画艺术产生积极影响。首先 ,明代政府选官制度重进士出身轻杂途入仕的做法 ,是造成明代宫廷画院制度特色的原因之一。其次 ,科举制度录取的严格 ,迫使不少“累试不第”的文人流入绘画的队伍中 ,扩大了画家人数的总量。再次 ,考中举人或进士的文人在为官之余的绘画创作增加了绘画作品的数量。举人和进士加入画家的行列 ,也提高了画家队伍的文化素质 ,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发展     

明代文学民间化走向初论

明代中后期以来,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文化下移并逐渐建构新的民间文化生存,文学也随之出现了一股民间化的走向,为文化意义和生存意义上的民众留下一个真实的文化时空。     

宋濂的吕学渊源与散文理论

明代理学家、文史学家宋濂远师南宋吕祖谦,是吕学的第六代传人。吕祖谦的学术思想对宋濂的学术和文学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作为"吕之嫡派",宋濂在学术思想上继承吕祖谦,将"天理"和"心"相贯通,主张"调和朱陆",推崇"事功之儒";并绍吕学以"续中原文献之统"为己任,以儒为本兼通诸子经史,积极地编撰经史著作。在散文理论范畴,宋濂亦受吕学"续中原文献之统"思想的影响,重视"以群经为本根,以迁固二史为波澜"的观念,主张学文首当以六经为宗,要求学文者在宗经的同时,从创作技巧和风格上向司马迁、班固借鉴"史家笔法","不溺于文辞";他自己"为古文辞"时,就"粹然不失儒者渊源",体现了吕氏遗风。     

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

明代学者从事宋史撰述的取材范围,业已打破仅凭主流文献——《宋史》等主要文献的单一格局,开始自觉适应宋史史料的发展趋势,扩充史料的利用范围。不但广泛搜集传统史料,其中涉及编年、纪传、政书、野史笔记、方志、传记、诏令奏议、类书、史评、文集等各类史料;而且扩充新史料,开拓以往学者不太注意的碑铭、志文、语录、策问、诗丈、题咏等史料群,挖掘各类史料的特有价值,立足研究重点,择取所需,也关注宋史研究的新动态,借鉴吸收本朝人的最新成果,充分显示了其多元化史料观。明代宋史学者开阔的史料学理念保证了宋史著述的质量,为我国宋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道教与宋濂及其诗文创作

多元思想融合的现实氛围、三位业师的言传身教、以及体弱多病的身体状况,促成和培养了宋濂浓厚的道教兴味,使得这种带有时代烙印和人为色彩的元素在他的创作中得以再现成为必然,在外化其道教情怀的同时,也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仙灵之气和神奇瑰丽的另类色彩,而他对道教濡染之深,政治地位之高,则进一步加速了这种文学形态的发展与壮大,但由此而生成的作品往往会陷入程式化危机,缺乏诗文创作所应具有的灵动多变的审美趣味。     

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

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明初应制文学的承与变——以宋濂、郑棠为例

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应制文学在统治者的直接影响下发生鲜明的变化,朱元璋持有高度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朱棣则借助文学宣扬自身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宋濂及其门人郑棠分别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应制文学风貌。由二者对比可见:其一,洪武年间的应制文学歌颂与劝谕并存,至永乐年间则颂扬之声渐长而规谏之旨渐失;其二,应制文学打破“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界限,实现了空间泛衍,并推动“台阁体”的成型。郑棠的作品显露出馆阁文人的精神自处与吏隐矛盾。     

"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科举制度与两宋江西文学

两宋江西文学辉煌灿烂,其成因也错综复杂。科举制度促进了江西文化的大普及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江西文学繁荣的坚实基础,促使宋朝政治中枢的赣人化,并对江西文学的繁荣产生了推动作用。     

论宋代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宋代古文有着自身的时代特性 ,其基本的特征和观念 ,是“文以载道”的内在思想体现为文学复古的外在形式 ,实与理学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理学家虽然重道轻文 ,但由于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理学家既认为“出于正”的文章是圣贤气象的体现 ,又借助古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一方面 ,理学家的主理思想影响了古文家的观念 ;另一方面 ,理学家处于古文运动潮流之中 ,自亦受到古文家创作主张的潜移默化。因此 ,宋代理学家古文既具有自身的特色 ,又始终参与着整个宋代古文的进程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