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     

古蜀时期的原始宗教与历法

不同时期的蜀地有不同的原始宗教反映,而历法应该与之有着必然联系。本文从古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入手,借助蜀地的考古发现,分析原始宗教与历法之间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古蜀地区从日月崇拜向月亮崇拜、太阳崇拜的演变,历法也由太阳历分10月、12月而演变为阴阳合历。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雀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古籍整理中的辨伪例说

辨伪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工作。本文在总结历代学人关于辨伪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以古籍整理实践中的九个典型实例,具体说明辨伪的方法：考证作者的生平事迹,审核作品的思想内容,检验作品的语言风格,查阅历代的相关书目,寻找各种有用的旁证等,以期尽可能恢复古籍原貌。     

戴叔伦若干诗作辨伪补正

戴叔伦是中唐著名诗人,现存诗集系明人编订,窜伪者甚多。今人岑钟勉、傅璇琮、富寿荪、蒋寅等学者先后对此作了专门考订,共考证出戴集中非戴所作及与他人重出的诗作近百首。在前人考订的基础上,笔者对前人未发现的戴叔伦集中的伪作及重出作品或已发现非戴所作但未考明出处的若干诗作进行了考订辨正。     

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非常重视古书辨伪工作,他以开阔的视域、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方法,对《孟子注疏》、《竹书纪年》、《甘石星经》等一批古书的真伪进行了认真考辨,语多精谛,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钱氏还对古人作伪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在中国辨伪学发展进程中,钱大昕的古书辨伪成就是一个重要环节。     

胡应麟的小说辨伪得失考论——兼论胡应麟辨伪方法的得失

胡应麟的小说辨伪是他小说研究中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其小说辨伪在承继前人已有辨伪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辨伪八法对疑伪之书综合辨伪的同时,对有的作品还从小说史的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断,显现出胡氏在小说研究中史家的眼光和对研究对象独特的艺术审视能力,具有较鲜明的个人特色.但由于其对伪书界定的随意性与辨伪方法的不科学性,又导致他在...     

吕思勉的辨伪思想

吕思勉的文献辨伪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凡书无全伪者,伪书大多＂仍各有其用＂;古史不仅＂层累地造成＂,同时又＂逐渐地剥落＂;不见记载者,不能决其必无也;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其所谓实物者,实未必皆可信,等等。     

试论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的辨伪

在中国浩若烟海的史料中，作伪现象屡见不鲜。但就太平天国史料作伪而言，其方法、手段和数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史料进行了大量的辨伪考信，还了历史真实的面目。本文着重介绍罗先生辨伪的方法与手段，及其辨伪的原则和辨伪学思想。     

公文辨伪反伪释析

现存运转的公文中，有不少属于违纪违法公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组织机构的运作，甚至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辨伪反伪势在必行。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皇侃《论语义疏》与汉语史

皇侃《论语义疏》的注释语言注重以当时口语解经,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文章揭橥了它在汉语史研究中的独特意义。     

文翁化蜀的历史反思

文翁化蜀是蜀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巴蜀乃至全国吏治、文教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翁化蜀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文翁石室上.经东汉高联修复学堂及兴建周公礼殿、西晋张收增益圣贤图像、后蜀毋昭裔刊刻蜀石经,到两宋时,石室讲学盛况空前.经元代的中衰,明代的战乱,石室终毁于张献忠之乱.经清初的复建,石室延续其教化功能于后世.文翁化蜀的盛举实际上是通过引进中原文化、继承弘扬巴蜀传统文化而实现的.     

也谈《晋书》的史论

《晋书》在修成之初遭到了史学家刘知几讥评,原因之一是因为史论的文字过于绮艳,多为骈体,失却了《史记》以散文论史的优良传统。此文考虑史论内容的积极方面,重新定位它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十二生肖起源地探微——基于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玉器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认为它是从古巴比伦王国传入中国的。然而,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出土的大量含有十二生肖的玉器,则证实了中国十二生肖起源产地并非古巴比伦,也非世界其他国家,而就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这是在中国以前考古遗址中从未发现过的。     

也谈《焚书》原本的问题

近有文章考证万历十八年《焚书》并没有刊刻;《焚书自序》的作者不是李贽,而是后人一篇伪作;又论述《焚书》原刻本只有两卷书信。对此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焚书》万历十八年已经刊刻流传,《焚书自序》应该是李贽的作品。《焚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焚书》指书信,广义的《焚书》包括狭义的《焚书》(书信)和其他杂著,后者也称《老苦》,广义的《焚书》是书信和杂著《老苦》合刊本的总名。     

论法官释明权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没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在实际中,法官的诉讼指挥权没有限度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正的失衡。在这一情形下,笔者建议引进国外的法官释明权制度。笔者首先分析释明权的含义和限度,然后进一步论证中国引进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山海经》与禹、益神话

《山海经》自古托为夏代之王禹及其臣下益所作。本文依据《尚书》中“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结合《山海经》全书鲜明的命名类物倾向,考索禹、益神话中言灵信仰和法术思维的诸种表现,在治水行为之外归结出巫术性符号行为的重要母题,从而说明作为“巫书”的《山海经》和作为“巫师王”的禹相互依托联类的神话思维背景,并兼论巫咒、禹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