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论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侨民的宣传贡献

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始终留驻南京的二十多名西方侨民,除了忙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工作,奋不顾身地救护中国难民,与失去人性的日军暴行斗争外,还冒险用他们的笔与照相机乃至电影摄影机,记录下他们亲见亲闻的日军暴行,然后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途径,冲破日军的重重封锁,将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送往上海与海外,提供给各国新闻媒体;同时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发表演说,进行社会调查等,向全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战事业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从日军攻击南京的军事部署来看,日军兵分八路攻击南京,其意图显然是想占领中国的首都南京,并将中国精锐部队围歼于南京城下,彻底消灭中国军队的精锐力量。正因为如此,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展开所谓"扫荡",大肆搜捕并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从战略角度来分析,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在政治上意义重大。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打击和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与之签订城下之约,一举彻底解决所谓的"支那事变",对日本来说则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原因。     

日军大屠杀前的南京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并随即实施的大屠杀,不仅杀死了30多万中国军民,而且烧毁了南京三分之一的城市建筑,摧毁了南京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更将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以来十年建设的成果几乎扫荡殆尽.本文对日军大屠杀以前南京的建设成就与社会风貌进行论述与解读,从而深切感受与深刻认识日军大屠杀对南京近代化进程的严重破坏与阻挠.日本的侵华战争的罪恶影响,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

日军进攻南京时,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方为缓和对美关系同意美使馆人员最早返回南京.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阿利森事件”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遭受侵害的中国妇女却为美日两国政府及舆论所遗忘,被提交军法会议的日军官兵的罪名也是殴打美国外交官而不是强奸中国妇女.美国政府得到了大量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告,美方的政策和行动却只限于维护本国在华利益.     

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

近年来 ,日本右翼势力故意声称 ,南京大屠杀并无早期传播 ,似乎是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事实证明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的早期传播 ,都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差不多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同步 ,即有英美记者向世界发出了关于暴行最早的快讯 ,多国西方人士对日军的暴行作出了强烈抗议和谴责 ;稍后 ,又有多家中国报刊发表了对从南京逃出难民的独家采访 ;同时 ,国共两党均对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本文系统论述了南京大屠杀真相早期传播的渠道和功能 ,并就此作出相关评价。     

角色紧张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延误--兼驳松村俊夫的"豹变"论

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中认为,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到12月16日才提出对日军暴行的强烈抗议,这说明日军在16日以前没有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这是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之一.本文则认为,16日才提出严正抗议,不但不能说明此前没有暴行,反而说明日军暴行的疯狂与野蛮.南京沦陷前,国际委员会对日军的军纪高度信任,认为即使日军占领南京,也会很快恢复秩序,因此,他们将自己定位为短期内住房和食物的救济者.但是,日军入城后,大开杀戒,暴行累累,这使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大为震惊,在由预期中的救济者转化为现实要求中的生命保护者时,他们产生了角色紧张现象,一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这就使抗议暴行的时间稍稍延误了.     

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西方传媒的两面手法

侵华日军当局为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疯狂杀戮,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除了派遣大批日本记者、作者到南京采访,以虚假的报道掩盖真相外;还对力图真实地报道南京真相的西方中立国家的记者采用了收买、封锁、抵赖与恐吓、威胁甚至迫害、打击等手段。美、英新闻界严正而又巧妙地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报道出去。西方国家的公众舆论摆脱了日本当局的骗局走向历史真实。     

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

对占领地百姓进行登记并发放"良民证",是日军常用的统治手段。日据南京后也进行了难民登记。在日方战时宣传和战后"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中,这被当作日军迅速恢复南京安全和秩序的象征。然而,通过梳理中、日及第三方亲历者的文献,可以发现难民登记初期是经过伪装的清剿行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暴行。西方外交官回到南京之际,日军悄然改变难民登记流程,恢复其"常态"。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日军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残暴只是手段,辨析伪装下的组织化暴行,或可为揭示日本战争意图提供新的线索。.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侵华日军南京“慰安妇”制度述论

1937年 12月 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 ,实施推行了残暴无耻的所谓“慰安妇”制度 ,强暴、侮辱、蹂躏、摧残中国妇女 ,历时长达八年之久。对这段历史 ,由于日本有关当局的掩盖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一直未能被详尽彻底地揭露。本文根据中外有关档案与史料 ,特别是南京档案馆中一些未曾公布的史料 ,对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始末 ,初步揭示如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由来所谓“慰安妇”制度 ,乃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强征大批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一种野蛮罪恶的法西斯行径。1937年 1…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的“六个星期内”,南京城的恐怖达到了极点。约有“20万以上”的中国被俘军民被屠杀,有“妇女二万人”被强奸,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烧毁。这时南京城水、电、通讯全无,尸体堆积,房屋变成瓦砾。而被日军杀剩的 20—25万平民得以不死,完全是由于有15位外国中立人士所组织的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进行救援工作的结果。这是中国人民永远应该感谢的。本文本此目的,对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的救援工作加以研究。     

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的行为被歪曲丑化了;而在所有对日军的不实指控中,“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最大的谎言。由于日方文献在战后遭到了大规模焚毁,而日本又有人不承认事发当时中国和西方文献的客观性,使得这一观点对海外不知情的第三者,尤其是日本民众至今仍有影响。本文通过对日本烬余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日本右翼也不得不认可的公私文献的辨析和梳理,基本廓清了日本虚构派布下的迷雾,证明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即使仅据日方文献也完全可以证明。同时,本文也概述了历史进程不同于“概念”的曲折的一面。     

析田中正明等人对日军在南京性暴力犯罪的认定

鉴于田中正明等人蓄意缩小日军在南京强奸的数目 ,以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强奸 ,进而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做法 ,本文针对田中正明所用史料进行分析 ,指出田中所论是对史料的割裂、曲解和掩盖 ;对安全区内外大规模、长时间性暴力犯罪及日军建立“慰安所”问题的研究 ,便可确认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性暴力犯罪 ;认知历史应有正确的态度 ,不能出于偏私的政治目的而任意曲解和涂改历史。     

战争进程与南京大屠杀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初期,为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原打算在短时期内征服中国,迅速结束战争。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日军首先在淞沪战场遇到了中国军队空前顽强的抵抗,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迁都决定更意味着战争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行动中,由于日军的进军速度过快导致其后勤补给发生困难;同时,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日军也难以抽调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去看管先前俘获的大量俘虏。于是,为了节省粮食及其他战争资源,日军便在南京有计划、大规模地屠杀俘虏和被怀疑为中国军人的平民。此外,战争进程的发展导致日军官兵很快回家的希望的破灭也使他们的心理发生扭曲,他们便做出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暴行,酿成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清朝末年西洋音乐的传入与传统音乐形式的转变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西洋音乐逐渐成为中国民众音乐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国家在华乐人、教会组织,中国官员、商人的音乐文化活动以及外国侨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留学生、出访官员的学习考察以及其他出国人员对西洋音乐的吸纳,促成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西洋音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并使多种形式的音乐会演出在中国日渐发展开来。     

故宫文物留存南京研究

为保存文物而免于日军掠夺,故宫文物曾经历万里大迁徙。战时部分未及西迁而留存南京的文物沦入敌伪之手,战后又因中国内战及时局变迁,部分文物运抵台湾,部分运返北京,尚有部分保存南京,因此,战时留存南京的故宫文物有无损失及其归属,便为人们所关心。本文系统梳理故宫文物南迁、留存南京、敌伪劫夺与战后接收的历史经纬,为增进对该问题的理解,发表初步的看法。     

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审理与庄严的判决.但是过去史学界对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较多,而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研究不够,甚至重视不够.本文对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设立的历史背景、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过程、特点及其重要意义作一阐述,指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具有合法性、严密性、典型性与宽严结合的政策性等特点,其所确认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战俘与平民三十万人以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权威性.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有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不能替代的特殊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