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丈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丈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丈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丈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从文体学角度看赋体的完成——兼论唐宋文赋的赋史地位

作为一种文体,赋由最初的一种修辞手段发展为一种创作方法,再演变为一种文学文体,即汉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是汉赋这种文体最基本的特色,但绝不是赋体的全部文学表现手段。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到完成的过程,文学作品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铺写仅仅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西汉大赋迅速崛起而又急遽衰落之后,东汉以后赋体文学在不同时代的语境下,不断被其他显赫当时的文体所影响和改造,同时作家也不断地汲取他种文体优势,开拓、创新出赋体的新形式。由于文学内、外在因素的推动,赋体文学才会有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和文赋的新形式,出现一批批优秀作品,并使赋体最终得以完成。因此,赋史上"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唐无赋"一类言论的谬误是显见的。     

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 --以20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

赋是一种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体,这一特性使其发展由穷极变化而至丧失自我。20世纪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塑造了新的赋体观念,也影响了赋体创作。有人认为赋是陈腐的帮闲文学,应当遗弃;有人则取其长于歌颂和体物抒情的特性,移植于白话诗歌散文的创作中;也有人试图恢复赋体的文言创作传统。但赋体所面临的文体和语体的尴尬,仍然十分突出,有待解决。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论赋体文学创作手法对元嘉诗歌创作的影响

赋体文学一个鲜明的创作手法就是"前后左右广言之".这种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了元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元嘉诗人借鉴并转化了赋体文学的创作手法,通过方位对句、景致对句、时间对句以及移步换景等艺术形式与技巧,开创了特征鲜明的一代诗风,成就了元嘉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     

赋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兴于战国,盛于两汉,经晋唐以来千年衍递,自成统绪.近人刘咸炘《文学述林·文变论》云:“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有宜赋,不宜诗者矣.”此说甚明赋体“自在”的意义.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待“赋”体的独立,昔人或     

敦煌俗赋的类型与体制特征

敦煌俗赋可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三种类型。早期文人赋开头有一段故事引子,就是从民间故事俗赋发展而来的。对问体的文人赋则是继承了早期民间争奇斗胜的形式,以争辩的方式安排布局。敦煌歌诀体俗赋,是汉代民间歌谣体俗赋的延续,其文体为赋而非诗。文人的诗体赋是汉代赋体分化的结果:不是赋向诗靠拢,而是诗从赋中分化出来。敦煌写卷中还有为数不少的不以赋名篇的作品,像"词文"类,究其体制归属,仍当为俗赋。通俗文学文体的差别主要是由其传播方式或表演形式决定的。敦煌俗赋同文人赋的区别,更多反映了中国文学源同流变的区别。     

赋体“势”论考述

以“势”论艺,首见于书法论说,重在形态与体势美,引入文章评论,刘勰所述“即体成势”,兼括诗文,而就赋体而言,论“势”批评尤为重要,且因其“体”异于诗、文而特色显著。考述其要,从创作论看赋“势”,在于绘象骋势;从批评观看赋“势”,在于审体因势;从风格说看赋“势”,则因虚实成势勘进于“丽则”的审美原则。这也成就了诗歌重“意境美”,而辞赋更重“体势美”的批评质性。     

论赋的起源

赋的起源问题,是赋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钱志熙先生提出"升高能赋"、"瞍赋"中的赋为口头赋,荀、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的假说,对学界甚有意义.然仍然有疑问之处.我们认为:源于先秦时期"诗经"中六诗之一的"赋",导源于一种叙事文体;"隐语"和赋的讽谏功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后代的一种政治表达和强化.而"隐语说"也不能揭示赋的起源问题;荀子的赋只是赋的一个开端,而宋玉之赋才真正代表赋体的成熟.     

赋体译名探析

由于在西方文体学中无法找到和＂赋＂相对应的文体,因此,无法用西方文学中现成的文体名对译。世界各国文学所描写的主题或有普遍性,而其表现方式却各不相同。在强调文化多元性和差异化生存的今天,翻译绝不是要消弭中英文学间的文体差异,而要在传达内容的基础上突出文体特征。要突出赋这一文体特征,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音译为fu。音译后,赋的各类分支便有了归属,同时,这种译法也可以突出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过程。     

赋体评议

有的学者根据赋的作用劝百讽一与赋家地位类似俳优而立论，以为古往今来赋体向来受人鄙薄。本文力辟此说，以为在我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赋最受到人们重视，并且分从作赋需大才，文会、投献最能显示水平，总集、别集首列赋体等方面展开论证。对赌家身分的变化则作了历史的考察，以为汉人视作俳优的作家，大都是些咏物赋的作者，京殿苑猎大赋兴起后，因有体国经野的作用，赋家的身份已起变化。文章强调赋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特点的文体，内部蕴藏着适应形势的各种灵活机制。     

中国古代赋体研究总论

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体,已开始引起世界的注目,但在中国文学中,它因其浮华的形式,而遭到现代人们的轻视,研究者少之又少。但这对这种文体是不公允的。本文梳理了赋体发展的二千多年的历史,指出了各个主要时代赋体的特点,为中国古代赋体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视角。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魏晋时期的赋论

魏晋时期的赋论呈现出由功用的文章学意义上的文体论向文学意义上的文体论过渡的特点。此时的赋论突破了汉代的“讽谏”功用说,而涉及到赋体的表现功能问题,无论是主张以赋缘情,还是以赋写实,甚至以赋明理,都已是从赋体自身的写作和表现特点立论。此时的赋论确认了赋体作为“美丽之文”的存在,而不同于汉人总是对赋体艺术特征的“丽”进行否定或作出有条件的限定。此时的赋论还涉及到赋体文体构成和艺术体式其他方面的问题。凡此,都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学在魏晋时期走向自觉。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诗》源批评与赋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

无论是作为一种创作技法,还是作为一种文体,"赋"都与《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体的赋,并非由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独立发展而来,赋"文体化"的发生主要是基于"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无论是赋《诗》之"赋",还是"失志之赋",都展现了士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关切以及对自身介入政治的渴望。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