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言说”的“角色期待”与“角色真实”——张爱玲散文文化意味的复杂性

散文的主体性在郁达夫、林语堂的眼里是"个性"或"性灵",而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则是与伦常日用密切关联的"俗"身。在散文中,她对日常生活审美性的把握,对冷暖人生的特别体悟,透出一股结结实实的生活气息。张爱玲的散文是关于生活真实和灵魂真实的记载,展示了多重文化角色冲突、挤兑中的张爱玲的复杂性。被"言说"的角色,反倒被生活的真实角色所消解——这是张爱玲散文创作给我们留下的复杂感喟。张爱玲在她的散文中宣泄其反叛情绪,而这种反叛锋芒莫不在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中被耗散。接连不断的"思想出轨"和最终却还是回归到传统的悖性,构成了张爱玲悲剧的独特性。这也是张爱玲散文在与其小说对读中的真正价值所在。     

童年经验与张爱玲的文学创作

张爱玲华美且不幸的童年决定了她题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审美观念的确立,显赫一时的家族历史、父母的破碎婚姻,尤其是母亲对儿女情感需求的漠视,造成了张爱玲最大的精神创伤,从而形成了张爱玲的"悲凉"的情感意蕴.可以说,童年经验构成了张爱玲艺术经验世界的全部,从而也导致了她文学生涯的短促.     

独辟蹊径：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都市化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上看张爱玲的创作无疑是20世纪中国都市化(现代化)建设命运的象征.作为都市文学的典范之作,张爱玲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征.张爱玲将"五四"以来"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传统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为读者而艺术"的文学传统连接起来,她以超道德写作、个人主义写作、物化写作和奇异智慧的写作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有无限生机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     

悲剧人生 苍凉最美——从《半生缘》品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故事见长,而"苍凉"是其悲剧叙事风格的内核。文章以具体分析她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为基础,借鉴小说叙事学及有关悲剧美学思想,发掘作者独特的叙事技巧,从而展示张爱玲精到巧妙地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才能,达到她对"苍凉"意味的永恒追求。     

都市的生活空间与文化想象——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沦陷期的上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文化想象资源,是她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空间.她对上海的文化想象,是建构在"重新塑造"的都市空间--公馆、内室、公寓、电车、影剧院等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和都市化物质形态,成为小说叙事意义的生产者,参与了故事情节的推动.而香港,在张爱玲的笔下,处处成为上海的"他者"形象,成为上海的必要的对照和补充.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温情视野——从小说《色戒》谈起

在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定位为苍凉。但是,她的作品不只是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斥着冷峻、黑暗、病态心理等的"苍凉的世界",也有温情的一面,也给人以希望,只是她将其表现得很微妙,需要读者细细品味。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小说《色戒》,可以看出张爱玲独有的温情。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就是张爱玲温情视野的最佳践行者。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温情视野——从小说《色戒》谈起

在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定位为苍凉。但是,她的作品不只是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斥着冷峻、黑暗、病态心理等的"苍凉的世界",也有温情的一面,也给人以希望,只是她将其表现得很微妙,需要读者细细品味。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小说《色戒》,可以看出张爱玲独有的温情。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王佳芝就是张爱玲温情视野的最佳践行者。     

从成语视角看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叙事设置

文章从汉语成语"倾城倾国"的语源和语用角度,结合文本的细读,探析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叙事设置。张爱玲通过演绎一个现代"倾城"的"传奇",表达了她对诸多历史"倾城倾国"事件的质疑,对古老的"红颜祸水"思维定势的颠覆,也正是通过这一艺术化的解构过程,张爱玲表达了她的现代女性观。     

孤独的姿态——管窥张爱玲“流言体”散文

张爱玲的散文独具魅力,被誉为"流言体"。在20世纪40年代"低气压"时期的上海,张爱玲的散文以其耽溺于个人情感的展现和世俗小市民的纵情描绘,不追逐时代共振声音的洪流,而成为一种异质话语。她对世俗生活的审视有着孤独者的姿态,世俗的声音是这孤独姿态的面具。张爱玲散文中蕴含着家国情结和曲高和寡的苍凉,两岸三地均有传人。     

走下神坛的女性自我世界——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冷眼观世的孤高和略带神经质的艺术敏感,因此她能冷静而真实地走进女人生命深处,成为"五四"女性神话的颠覆者和解构者.她冷峻地写出了男权社会女人的生存实态,把女人的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向世人挖掘展示这样一群不被主流社会正视满心只想着维护自己身心利益的普通人.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坚守传统职业的女结婚员们"、"寻找自我意识的新女性"、"不停挣扎的英雄"等形象,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不再有神的虚幻光圈.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论张爱玲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

张爱玲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创作风格,追求中国古典小说那种"平淡而近自然"的审美境界.但后期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注重在小说中表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白描手法的完美运用、松散的叙事结构,这些新的转变和尝试极富意义,形成了张爱玲后期创作中的突破,但却往往为学界所忽视.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描绘了一个"大而破"时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主要有被扭曲的疯狂变态女性和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两种;张爱玲洞察和把握女性生存状态的高超能力,主要缘自于她的家庭和生活环境.     

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原因探析——从传播的角度

1943年到1945年,张爱玲"红遍上海滩",她的传奇固然依靠其文学创作,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赢得盛名绝离不开她"生逢其时"和报刊媒体的"推波助澜"。从传播的角度探讨张爱玲"红遍上海滩"的原因,还原当时历史语境,无疑对客观评判其文学史地位有很大裨益。     

跨越时空的契合——张爱玲和波伏娃的女性意识比较

张爱玲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她塑造了很多血肉丰满的具有独特中国特质的女性形象,还在于她对女性的认识达到了世界的高度。尽管张爱玲的女性意识表达不够系统,理论性不强,但却不失深刻和尖锐。她以自己特有的文学表达发出了和世界顶级女权主义者同样的声音,即"女人是后天形成的","婚姻是一种交易"等,可以说她对女性和婚姻本质的认识与波伏娃不谋而合,而她这种深刻性正是赋予她短暂的艺术生命永恒的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她的出现和存在本身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三仙姑和曹七巧比较质疑

三仙姑和曹七巧不是完全同类人物 ,不能认为赵树理丑化了三仙姑 ,张爱玲却创造了与祥林嫂并列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实际上 ,三仙姑是一个符合生活真实 ,具有一定典型性的形象 ,赵树理对她进行讽刺批评并写出她的思想发展是无可指责的。而曹七巧只是一个只有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而缺乏真实个性的人物 ,她的极端和复杂不是从生活中来 ,而是张爱玲主观编造的 ,张爱玲在对曹七巧的描写中无形地流露了她的贵族心理 ,投下了她的心灵阴影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月亮"

张爱玲是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个奇特的存在.她小说中的"月亮"意象丰富、新颖、别致,可分为不带杀机与带有或充满杀机的"月亮".这意象的创造是张爱玲对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张爱玲小说中的“留洋者”探究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一批身份特殊的"留洋者",他们代表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裂,以拯救者的姿态给女性带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但由于多种合力因素的影响,他们同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牺牲品。张爱玲塑造这批"留洋者"的原因是动荡的社会现实和畸形的家庭环境,她企盼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批判僵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寻求解放的新途径。从这点而言,张爱玲无疑继承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文学精神。     

论张爱玲的南京叙事

古城南京之所以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她跟南京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她的"南京"自然、人文景观展现了旧南京的古朴、幽雅,但"南京"被"上海"边缘化。"南京人"有堕落、懒散、守旧的一面,又有实诚、文雅的一面,这跟南京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密切相关。"南京人"作为"上海人"的对比性存在,它不只表明南京是现代都市上海的另类风景,而且也能说明张爱玲有多样的价值取向。     

神话·人性·鬼气——论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笔者选取神话、人性、鬼气作为关键词,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入张爱玲的文学视野。认为她的创作主要是以冷峻的写实手法消解神话、描摹人性,并擅长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鬼气。张爱玲是个真正的人间本位主义者,无论是颠覆"神话"还是编织"鬼话",都是为了凸显出丰富、驳杂的人性,由此可见她对"人的文学"的坚守以及与"五四"文学传统之间隔不断的联系。     

为普通人写传奇——张爱玲小说论

张爱玲被认为是文学史的"异数",这在于她的创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很不一样。她主张用"参差对照的手法"来写现代人,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寻找传奇"。因此,无论男性或女性,张爱玲总是站在世俗的立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笼罩着灰色黯淡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