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西厢记》的主要佚本简介

现存元杂剧《西厢记》的最早文本出现在明代。有明一代,曾出现60多种《西厢记》版本,至今尚存40余种。本文主要介绍明代《西厢记》的佚本情况、部分目前暂不知下落的刊本,以及学界对其是否曾经存在仍有争议的版本。     

论明刊本《西厢记》中的莺莺像

明刊插图本《西厢记》附有崔莺莺画像约20种,这些画像的作者大都题为陈居中、唐伯虎、陈洪绶等著名画家。根据画史文献,这些画家的确都曾绘制过莺莺像,但明刊插图多为冒名仿作。从文学人物到人物图像,画家们根据文本,结合自身情感需求与时代审美风尚,对崔莺莺进行了重塑．而这些图像在构图与人物造型等方面也凸显了供读者观看的视觉特点,观赏性日趋增强。     

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之真伪及其他

晚明戏曲小说评点之风盛行,在明刊《西厢记》中,有三种署名汤显祖批评,它们是师俭堂刊刻的《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汇锦堂刊刻的《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署汤若士、李卓吾、徐文长合评）、《西厢会真传》（署＂汤若士批评、沈伯英批订＂）。通过对这些＂汤评＂的真伪、思想等问题详加考析,可以发现明刊《西厢记》中的＂汤显祖评＂与李贽、徐渭、陈继儒等名人评点一样,其真实性虽不高,但它们在《西厢记》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则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陆采改编本《南西厢记》

陆采对他改创的《南西厢记》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的改作必能取代李日华改编本而盛演于场上,然而实际上陆采的改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陆采改编本为人所弃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曲词过于标新立异,此外该作品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及美学风格处理上也都存有明显的不妥之处,这些都使得陆氏改作只成为案头之作而未能成为场上之剧。     

毛奇龄批本《西厢记》新探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典戏曲评点的鼎盛期,涌现了一批戏曲评点大师,如王骥德、凌濛初、孟称舜、金圣叹、毛纶、毛奇龄,等等。毛奇龄以清初大儒的身份批点《西厢记》,使毛批本《西厢记》成为继王骥德、凌濛初以来《西厢记》"解证式评点"的集大成者,他的批点既有经学考古式的严谨,又展示了偏嗜曲体曲韵之学的风格特色。而毛奇龄在解证中时有会意,又赋予毛批本《西厢记》"鉴赏型"评点的些许特色,进一步推动了《西厢记》评点批评走向深入。     

“颠不剌”为美玉、美女考——读明刊本《西厢记》偶拾之二

《西厢记》的第一出是《佛殿奇逢》,当张生初见莺莺时,即为莺莺的美貌所陶醉。为此,他曾唱了一曲[元和令],曲文如下: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脸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她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撚。“颠不剌”作何解?明刊本和清刊本都曾有所诠释,解放后新出的几种注释本也都注释了,但是详略不一,或者彼此间互有矛盾,有的则无分轩轾地并列数说,让读者采择。总之,没有     

《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中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演变

本文从主人公形象、故事的情节模式等方面分析《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三部作品中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演变。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以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本只有四本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作品剧情的“时间”观念来分析,《王西厢》第五本显然有漏洞。《董西厢》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是因为“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董西厢卷》)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忌而不能安葬,方才守灵一年。因此,郑恒一年半之后才至普救寺,完全可能。但在《王西厢》)中,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依老夫人话说,是因为“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去”,因此“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王西厢》第一本楔子)这就说明她们是暂寄普救寺,而不是在普救寺守灵。因为急于扶柩去博陵安葬,为路途有阻,急切希望有个男子路上照顾,所以她们留普救寺     

明刊本《香山记》的剧本形态及演出特征

明刊本《香山记》是古代敷演妙善传说的一个重要剧本.原本已不存,现存明刊本是明代万历年间富春堂根据当时流行的剧本形式刊刻而成.从整体来说,富春堂刻本是一个舞台演出本,刊印者只是把舞台演出本改为当时流行剧本样式,而没有改变其内容.其演出具有很强的祭祀仪式功能,是一个典型的仪式剧.《香山记》剧本反映了妙善故事传播中一个无文字记录的民间系统特点.     

一部《西厢记》版本目录文献的集大成之作——评陈旭耀博士的《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

<正>《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浩瀚海洋之中的璀璨明珠,自元朝问世以来备受瞩目,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版本面貌。有明一代就有60多种不同的版本,步入清朝,仅金圣叹评本就有近百种不同版本。由于当时的出版者在出版戏曲等俗文学书籍时,射利是其首要目的,故而在刻印时往往掺入自己的创意,这种创意也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版本之间的差异不进行仔细的比勘、分析,就很难了解当时《西厢记》刊刻传播的真实情形,     

关汉卿也创作过一本《西厢记》——兼论《西厢记》之王作关续说

本文通过对元曲创作实际和明清曲论中有关内容的研究,提出元代有《关西厢》与《王西厢》并存于世的看法,力图为解决明清以来一直争议不休的《西厢记》作者问题,寻找出一条新的路子。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

一、产生混淆的原因凌蒙初刻本《西厢记》与闵齐伋(遇五)刻本《西厢记》内容与形式上的异同问题,三百年来是比较混乱的。这混乱何以会发生呢?因为凌蒙初和闵齐伋都是吴兴(湖州)人,年龄也比较接近,他们刻书的活动主要都在明代天启、崇祯(1621-1643)年间。他们刻的书在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方面都有些共同点,而又没有校刻者的牌记,容易混淆是难免的。因此,有些书目在著录中就产生了不少错误,例如陶湘的《闵刻书目》把凌蒙初集评,并收进了凌蒙初本人写的《西厢记凡例十则》和《五本解证》的《西厢记》也作为闵刻,这样就根本上否定了凌刻《西厢记》     

论明清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

本文对传奇剧本在生长期、勃兴期、发展期及余势期的体制进行分类统计,从而清理出传奇剧本长篇体制演变的基本规律。传奇剧本长篇体制的演变与舞台演出的需要密切相关,舞台演出使长篇体制趋向简化;长篇体制趋向简化的另一原因是：文人传奇创作以曲为史,以文为曲,传奇创作要适应文人叙事抒情的需要     

评《西厢记论证》

张人和教授的《西厢记论证》已于1995年8月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集评校注西厢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这本学术专著对《西厢记》诞生以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同时也是作者几十年来刻苦钻研《西厢记》所取得的成果的结晶。此书既有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西厢记》研究中有新的开拓,解决了一些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全书共十个部分,主要围绕着作者、体制、版本、影响、续书、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缜密的考证和辨析。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历来分歧很大,大致有四种说法: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作王续、王作关续。1960年前后,国内学术界曾就作者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当时王季思教授曾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厢记》五本都应是王实甫的手笔。张人和教授在《西厢记论证》中详细考察了四种说法的原委,以确凿的材料再次肯定《西厢记》应归之于王实甫所作。 张人和教授对《西厢记》的体制和版本问题曾写     

《西厢记》发覆

这份遗稿,是董每戡教授在十分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写成,并藏在灶台内才保存下来的稿件之一。作者病逝前,把它交给本刊编辑部。现在发表,作为对董老先生的纪念。     

《西厢记》英译钩沉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众多元杂剧中最优秀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品,其前身是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迄今为止这三部作品均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本研究多有疏漏,因此对《西厢记》24个英译本进行研究,补正前人的遗漏,可以丰富我国《西厢记》翻译研究的史料。同时,在《西厢记》长达一百多年的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征:早期以《莺莺传》翻译为主,中期主要是《西厢记》节译、选译和编译,后期以西方译者为主导中方译者为辅的《西厢记》全译本为特色。《西厢记》成功的翻译经验可为我国传统戏曲外译提供借鉴。     

《西厢记》主题新探

明朝以后认为王实甫《西厢记》主题是反抗封建礼教,但这并不能说它在元初也是这个主题。从《西厢记》的源流、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文本重新解读看,它并不是反抗封建礼教的爱情剧,而是借爱情题材抨击现实的道德讽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