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列佛游记》的道德教育内涵

乔纳森.斯威夫特有意地采用了游记文学的形式作为表达道德教育思想的一种有效载体;其代表作品《格列佛游记》首先在微观上探究了利立浦特和慧胭两种不同教育模式下的道德教育,然后又在宏观上把道德教育的议题拓展到全人类。斯威夫特深知人性中具有难以消除的阴暗面,因此他在《格列佛游记》中流露出对人类道德教育的某种忧虑和怀疑。     

论《格列佛游记》的怪诞美学风格

<格列佛游记>中夸张变形的人物、离奇怪诞的事件以及降格或贬低化的描写,表现出怪诞的美学风格.同时,这种夸张变形、降格或贬低化具有正反同体性,包含着否定与肯定、讽刺与赞美的双重性含义.     

《格列佛游记》

(英)斯威夫特著,童轩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作者用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构幻想的离奇情节,尽管是对宫廷和政治家的讽刺,但作品却超越了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局限,尤其是前两个部分,是文学瑰宝,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及与《镜花缘》的比较

江奈生·斯威夫特的讽刺天才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他的代表作是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它与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相比 ,两者所产生的地域和年代都相距甚远 ,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不同之处则透视出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别     

《格列佛游记》中“英国性”的重建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世界讽刺文学的典范。小说中的幻想国度以现实中的英国为背景,斯威夫特通过叙述人格列佛对英国性首先进行建构,然后在反思中进行消解,并对其进行讽刺和批判,体现了作者对虚构的英国性的清醒认识,呈现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和定义,表现出其理想主义思想和改革社会的主张。     

论斯威夫特及《格列佛游记》的教育思想

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不仅广泛地反映了18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斯威夫特认为道德教育是根本,良好的道德表现为诚实守信、讲究友谊和仁爱;理想的人应该富有理性,有坚强的意志、探索精神和应用能力.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处于教育的边缘,学校教育才是教育的中心;男女可以平等的接受教育,但受教育权有等级的区别.     

意识形态作用下译作的变形——《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

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公认的政治讽刺小说代表作。然而,这部小说自20世纪初被译介到中国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误认为是儿童文学经典之作。以翻译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列.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对《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可发现促成译作变形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因素。     

从海洋看陆地：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

18世纪早期的英国崇尚航海与冒险,也正是理性高奏凯歌的时代,斯威夫特却以“万物链”思想为依托,在《格列佛游记》中对当时英国（欧洲）的社会、政治、科技乃至人性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抨击。格列佛四次出海航行的经历,既是重要的形式要素,推进人物的性格发展,叉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读者能够以海外之域为镜,反观时代的弊端与人性的缺陷。     

《格列佛游记》中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格列佛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之一,其对当时英国社会种种弊端的影射独具典型性与代表性。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品对比、社会理想、女性主义等方面,而对于《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鲜有单独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对《格列佛游记》内容及作者斯威夫特的个人背景描述,阐述欧洲中心主义在政治、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方面的特征内容,最后结合《格列佛游记》阐释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体制、殖民主义本质以及极端理性主义的批判,解释斯威夫特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否定态度。     

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间接讽刺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讽刺作品,评论界对它的批评比较丰富,但用叙事学方法来分析它的间接讽刺及其语言特点仍然是一种新的尝试.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对格列佛的双重角色、格列佛与隐含作者的冲突、格列佛作为发话者和受话者所引发的荒唐、小说人物作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所引发的荒唐等都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此外,本文还对<格列佛游记>的间接讽刺中的语言特点也进行了分析研究.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理想国的比较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在抨击现实的同时也构建了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其理想社会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简单.在理想社会中,人们主要依靠道德或理性来管理社会.人们思想单纯、生死看开、名利看淡,热衷于自身道德的提高而非知识的获取,同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第二是有序.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一切都按规矩办事.第三是有益人类发展.理想社会的教育制度与婚姻是为了种族进化而科学设计安排的.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其笔下的理想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不足之处,而它们的相似之处则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共同见解与追求.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小说跨越了时与空的界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从乌托邦文学角度阐述二者的契合与相异之处。契合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到海外游历的奇异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二者均属乌托邦文学。而两位作者的经历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格列佛游记》的文体变异及其翻译

变异是《格列佛游记》的重要文体特征,主要可以体现在词汇,句法,语域,修辞,书写上等方面。译者应该对原文的变异保持高度的敏感,识别各种变异,并在翻译过程中,本着对原文形式的充分尊重,对各种语言变异可采取直译、直译加注解等方法,适当选词择句进行翻译;但译者不应拘泥于原文中各个具体语言项目的变异状况,而应采取灵活变通的方法,有时甚至还需放弃原文局部变异形式,以求整体上的风格对等。总之,要选用最恰当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实现功能对等翻译。     

论李升平杂文的讽刺艺术

李升平的杂文是当代中国杂文界的特色景观。作为“党风记者”的李升平敢于直面现实,带着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假、恶、丑的东西进行无情地曝光,其“锋芒”所向,可谓之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浸透着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平民情结。李升平杂文的讽刺艺术,能够让形象说话,通过真实的、典型的讽刺对象,寓意讽刺使其达到应有的生动性和思想深度。     

王蒙小说语言的讽刺艺术

王蒙在小说文体革新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语言的讽刺性尤其是反讽艺术，它使兼容于小说中的大量认知语体成为揭示社会喜剧现象和文化痼疾的审美手段，使小说中的政治性语言和不同时期的各种话语类型在解构政治权力和权威话语中获得丰富的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并且通过超越二元对立的基本模式。对加强小说语言在主客融合中的审美理解作出了特殊贡献。     

从叙事学角度解读老舍小说的讽刺艺术

讽刺艺术不仅是语言问题,也不仅是思想态度问题.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它与作品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密切相关.老舍小说的讽刺之所以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的错综变化.叙述者的态度与隐含作者的态度有统一,有错位,有对立.老舍小说中的讽刺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因素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