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浪漫主义的超越:约翰·济慈的美学历程

本文着重评述了济慈书信中体现的美学思考。这种思考贯穿着“美”与“真”的深刻矛盾,存在着一个主要倾向从“以美为真”到“以真为美”的转变过程,并包含了关于主体人格发展进程、关于“不如人意的因素”的处理、关于艺术家性格和关于审美心理特征等思想。济慈的美学追求是对浪漫主义内在矛盾的探索,具有值得重视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不同的追求──对两名美国建筑师的比较

通过对两位国际知名建筑师PeterEisenman与JohnHejduk的比较，向读者提供理解建筑的不同侧面，增强对建筑学的认识。     

论加尔文对现代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

加尔文并不反对科学研究 ,相反 ,他的思想对科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不但大力提倡研究自然科学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它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面对美国城市社会贫困形势的日益恶化和外国移民贫民区在美国大城市中的涌现,一批出身美国本土白人新教徒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志愿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开办定居救助之家,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并积极进行社会调查,争取社会进步立法,这就是历史上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该运动的开展不仅直接帮助了一部分穷人走出贫困生活,尤其是帮助了一部分贫穷儿童的成长,而且揭开了美国进步运动的序幕,推动了社会进步。     

约翰·福尔斯和他小说的艺术创新

约翰·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文坛上享有很高声望的小说家。他勇于开拓和创新 ,不但把心理探索和对社会与哲学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 ,而且对小说的传统形式、创作成规以及作者的绝对权威均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在把小说作为阐述思想的寓言形式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努力。     

李商隐与约翰·邓恩可比性初探

通过对中国唐朝诗人李商隐和英国玄学派奠基人约翰·邓恩的比较,发现两位诗人虽异域千秋,但在各自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个人生活经历以及艺术创作手法三个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颇具可比性。此比较为深入理解、客观评赏两位诗人的作品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愤怒的葡萄》解读

<愤怒的葡萄>具有自然主义特性,斯坦贝克关于人能从"我"到"我们"的转变的观念是对30年代自然主义悲剧小说的重要贡献,与诺里斯的<章鱼>对比,<愤怒的葡萄>具有与众不同的自身特点.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评约翰&#183;厄普代克《寻找我的面孔》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第20部长篇小说<寻找我的面孔>以一次持续了约10个小时的采访为基本故事框架,叙述了一位女艺术家一生的故事,特别是通过其与先后三任丈夫的婚姻关系,展示了一位职业女性艺术家艰苦的奋斗历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塑造了一个生动可信的女性艺术形象.     

摩尔·弗兰德斯的言语和礼貌原则

中外已有许多学者从多种角度对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的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但很少从言语的角度对她进行探讨。该文从语用的角度分析了摩尔·弗兰德斯的言语使用特点 ,说明摩尔·弗兰德斯善于通过言语实施她的目的 ,而且她的言语行为符合语用学专家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     

女性视角下的英美文学审美解读——以约翰·多恩诗作和约翰·斯坦贝克《菊花》为例

选取16世纪英国作家约翰·多恩诗作和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菊花》作品,从女性视角角度对文学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分析,在研读这些作品中,深刻体会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近现代社会变革中女性的所属地位和生活。     

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内核

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是“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在基督教义中就有体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也提出了分权思想,并且出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而中世纪的最大贡献则是立法权从王权和教权中分立出来。分权制衡思想的成熟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于理论的启蒙思想发展阶段和在美国建国实践中完善的阶段。分权制衡理论基于对人性的一种悲观评价,是对人民主权理论所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的一种限制和预防,是法治对人治的驱逐。     

美国立法体制的特征

美国立法体制的特征与基石是分权制衡原则,这也是美国立法体制的精髓."制衡”是防止参众两院以及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互侵权的有力屏障.     

“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审视

＂分权＂与＂制衡＂在整个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理论体系架构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担当,＂制衡＂才是这一思想的目标指向与最终诉求所在。以对分权与制衡原则这一新的解读为逻辑起点,通过厘清＂制衡＂学说的历史脉络,并经过中国政治语境下的现实审视,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将不无裨益。     

论分权制衡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是建立在分权制衡原则之上的,这一原则在西方有着源远流长的理论传统,在实践上对于权力的约束亦有现实意义,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更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在全面理解分权制衡原则的基础之上,借鉴其在美国法治实践中的得失,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美国联邦政府机关之间的立法博弈及其启示

"三权分立"是美国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并无绝对的分野和界限。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关,但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或在实际上也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权。立法权的这种分配模式,为联邦政府机关之间进行立法博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文章重点研究了三权在美国宪政模式下的立法博弈途径及其对美国立法的影响。     

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     

论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中的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之关系

鉴于分权制衡理论的科学性和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的崛起,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关系应当从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中得以考察。据此,二者之间存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的双重关系,并且这两种关系各具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应当构成我国进行相关司法改革的认识前提。     

论美国联邦司法权的政治地位及其影响

美国联邦司法权产生于西方近现代的三权分立理论之中,在经历了分权和制衡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由于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权的自我宣布,才最终成为托克维尔笔下的"强大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治与民主,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原则的互动与冲突中,司法权在不断加强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的同时,外部的制约和自身的弱点也构成了司法权"自我膨胀"难以逾越的障碍。     

隐性采访的法律冲突与伦理制衡

在隐性采访过程中,最易引发公众的知情权、隐私权、名誉权、言论自由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采访权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媒体的公信力制衡和道德的非强制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