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道德人“——从“囚徒困境“谈起

市场失灵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人"走入了"囚徒困境",经济人的合作是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而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经济人的合作靠个人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政府失灵证明它也不是解决困境最有效途径,经济人难以摆脱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本性利己,因此,"经济人"向本性利他的"道德人"转变,才是"经济人"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行之路.     

同级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博弈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利益的表达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最大限度地获取、维持地方利益就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复杂的利益博弈,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以市场保护和污染治理为分析对象,对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展开分析。虽然在博弈过程中,同级地方政府难免陷入“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对市场认识的加深,在地方长短期利益的权衡以及上级政府激励惩罚机制的约束下,同级地方政府完全可以突破“囚徒困境”,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将趋于理性化。     

论人类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伦理超越

针对行政管理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结合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名观点"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经济人"的本能追求阻碍了集体行动的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通过分析"经济人"的社会属性,挖掘人类的"伦理"需求,建立集体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激励集体成员可以实现集体行动困境的伦理超越。     

雾霾协同治理路径研究

雾霾环境之下没人可以做到自强不"吸",雾霾天气的危害性逐渐被人们所认知,相关法律政策也不断出台。但是应然的法律跟进与现实的法律滞后、雾霾治理成效甚微的现实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治理模式的反思。传统的治理模式存在着治理的碎片化及不同部门博弈的"囚徒困境"等流弊。作为新的治理之道,协同治理能够加强能源部门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促进两个部门信息资源共享与服务渠道的整合。环境法要注意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法要将环境的可承受性作为能源开发使用的出发点,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雾霾协同治理体制应有的作用。     

多边环境合作问题的阐析与展望——基于“国际公共品”的视角

由于"代际"、"国际"以及"缺乏中央强权"三个不同于一般公共品的属性,使得国际公共品问题实现其有效供给的难度更大,更多的需要谈判和协商来解决。为了避免出现"囚徒困境"或"公有地悲剧","市场化分散决策"和"市场化分散决策加强权"是两种主要的解决思路,通过重复博弈、激励、惩罚等手段来达成国际环境合作可以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效率改进。     

经济伦理关于“经济人”概念的再审视

作为经济伦理逻辑起点的“经济人”概念是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概念的移用。但是 ,这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概念在经济伦理的理论推演以及社会实践中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陷入了困境。“囚徒困境”表达了“经济人”概念基础上的集体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内在困境。必须重新审视“经济人”的概念 ,将个人对好生活的全面理解与个人作为社会责任、义务的承担者的观念引进经济伦理的讨论。     

专利法：一种博弈论视角下的合作机制

本文试图用博弈论的方法来探究专利法机制设计的合理性.作者以没有专利制度的假设为逻辑起点,通过构建发明人-投资人博弈模型,认为专利法是解决"囚徒困境"的有效机制.在一个有效运行的专利制度下,发明人会积极申请专利,而投资人也会积极投资于这些专利技术.专利法用排他权给发明人提供正向激励,用专利无效宣告程序给发明人提供反向激励;用完全准确披露的技术信息给投资人提供正向激励,用专利侵权责任给投资人提供反向激励.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就可以改变博弈的原初结构,让双方在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合作,从而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不完全信息下囚徒困境重复博弈

从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两囚徒困境博弈出发,从期望支付角度阐明了理性囚徒在有限次重复博弈过程中不论同伙是否理性,他最终会选择坦白,并简要分析了垄断企业的行业联盟模式.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经济分析

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禁恶,并提供正面激励,使人们积极守法.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经济人不因侵权而获利,不因受损而得不到赔偿,从而激励经济人作出遵循法律的选择.侵权责任原则的适用实际上是通过侵权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的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和最大效益.     

城市群府际环境治理合作的博弈态势

城市群府际环境治理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存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其中府际博弈主要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城市群环境治理中府际博弈态势主要是囚徒困境博弈、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讨价还价博弈、保证型博弈等四种典型模式,博弈态势反映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合作条件和影响变量。破解囚徒困境需要引入选择性激励、制度规范硬约束、克服信息不对称等措施;优化重复囚徒困境博弈,需要将博弈各方导向长远利益、持续性互动、建立声誉机制;规范讨价还价博弈,需要明确外部选择权、未来贴现率,规范磋商谈判,保证协议的公平性来达到博弈均衡;维持保证型博弈秩序,需要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必要的制度约束来实现。     

出资责任新样态的适用困境及其破解——评未届期出资股权转让后的补充责任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三审稿）首次规定未届期出资股权转让后,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该补充责任是中国出资责任领域立法与相关司法实践中的新责任样态。适用该补充责任会面临股权转让缔约成本、转让人监督成本以及权利人权利实现成本升高的困境。破解该困境的可能路径：以其他责任模式替代补充责任模式;改进既有补充责任。由于股东出资义务既是契约法上的义务,也是组织法上的义务,困境破解路径的选择需兼顾组织法与契约法的相关法律规则与原则。考虑到对公司资本充足与股权转让自由的均衡保护、公司法出资责任体系的内在和谐性,以及公司内部激励效用的充分发挥,替代路径并不可行,应采改进路径。具体改进措施包括允许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进行内部追偿、限制转让人的责任范围,以及减少权利实现的程序负担等。     

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试论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人遵循基于情境的"情理"取向的行为模式."情理"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一般性社会规范、双方的特殊关系、双方过去的交往经历、对将来交往的预期,以及双方自身情况都进行整体权衡的行为模式.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注重基于"情理"对情境困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以恢复或调整双方原有社会关系为目的.现代性法律的"法理"以形式理性为特性,是具体事实通过法律逻辑适用法律原则的过程.在法律运行中"情理"式的行为模式与"法理"式的司法过程发生冲突,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文中对如何解决这种困境进行了探讨.     

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的博弈分析:困境与消解

中国地方政府合作流于形式和缺乏稳定性反映了区域共同利益与地方利益博弈的困境。囚徒困境模型分析表明:困境的根源在于合作过程中机会主义的存在和短期利益的诱惑。猎鹿博弈和重复博弈分析表明:建立有效监督约束机制和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培育信任机制,坚持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可以战胜短期背叛利益的诱惑。推动地方政府合作向纵深发展需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强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合作的引导和激励,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中国参与

在中国传统刑法规则领域内,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面临法律机制失灵的困境,与信息社会蓬勃发展以及居高不下的网络犯罪率形成巨大落差。跨国网络犯罪国际治理的困境归因于国内法的制度掣肘与发达国家治理跨国网络犯罪狭隘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参与跨国网络犯罪全球治理进程中内忧与外患共存。鉴此,须站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中国参与国际治理"为主线,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构建"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二元并重的法律归化方式,推进中国互联网法院能够拥有对跨国网络犯罪案件的审判管辖权,进而填补中国参与网络犯罪全球治理的盲区,改变"空想式"爱国主义的口号,促进中国刑法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实质融合。     

论法律调整与社会管理创新

在当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中,为什么人们不愿相信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应有功效?其基本原因在现有法律调整理论及实践没有开出社会管理不但必须依法、而且完全能够依法展开的技术手段。所以,在法律的宏观理念上再树"契约论"的法律观念,在法律的技术调整方法上强调"两对四维调整"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把"高尚道德"也合理地纳入法律调整的秩序体系,对实现法治所要求的"一断于法"而言,功莫大焉。法律的治理,必须要求人们对法律调整方式作出全新的理解和解释。     

“囚徒困境”下的高校领导力研究

"囚徒困境"是经济学中的经典博弈案例,它所包含的理论价值对于领导者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高校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学校管理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期待,如何实现有效的最优管理的目标,"囚徒困境"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尝试。     

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     

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     

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一般适用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承接消费者与经营者双边市场上拥有技术优势,在网络交易法律关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确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不真正连带责任和主观连带责任情形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既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设立的目的,也可以弥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事责任适用性规则的缺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当对区别于职业打假人的以消费为目的的知假买假者给予特殊保护,明确其拥有向经营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主张损失2倍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可以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惩罚性赔偿适用规则的确立构建出必要的平台治理模式,能让我们充分发挥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作用,保障网络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