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浓重一笔——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正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讨论和解决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多边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外交部长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外交智慧,为推动会议的顺利进行作     

日内瓦会议与战后国际关系--以中国、越南和法国为例

50年前越南人民取得的抗法战争大决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促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的签署.因此,这次战役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同样,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对缓和远东以至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突出贡献,日内瓦会议的意义也同样不可低估.日内瓦协议也导致一些相关国家的国内外环境及彼此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在此,笔者拟以中国、越南和法国等三个与印度支那战争有直接联系的国家为例,对日内瓦协议自签署后到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对这三国的内外政策及互动关系的影响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池正毅:合影、同期声与责任

<正>2009年11月8日,1000多辆豪华轿车、100多架私人飞机云集东南亚的国际名城,带领世界进入新加坡时间。200多位中国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随着胡锦涛主席来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的中心,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日本首相、澳大利     

中越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差异分析

日内瓦会议是朝鲜战争后国际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这次会议不但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与主要盟友苏联、越南的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5月8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虽属同一阵营,但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日内瓦的公共汽车：快捷又经济

日内瓦是欧洲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自从1963年国际红十字会把日内瓦选为驻地以来，日内瓦就频频成为国际会议、政府谈判、科学会议和公约拟订的场所。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每年在此要举行6000次会议。鉴于驻在该地的国际组织很多，日内瓦已享有联合国第二城市的美誉。     

日内瓦的公共汽车:快捷又经济

日内瓦是欧洲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自从1963年国际红十字会把日内瓦选为驻地以来,日内瓦就频频成为国际会议、政府谈判、科学会议和公约拟订的场所。据英国《金融时报》统计,每年在此要举行6000次会议。鉴于驻在该地的国际组织很多,日内瓦已享有联合国第二城市的美誉。 日内瓦是一个美丽、宁静的中等城市,有居民17万,外国人占35%,但在这个城市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一般路面上也没有太多的现代化社会生活中的私人小汽车,而是舒适、经济、方便、快捷的日内瓦公共汽车夺人眼目。“在这里乘公共汽车真舒适,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这是人们普遍的评价。日内瓦的公共汽车前、中、后门旁都安     

美国远东外交与华盛顿体系下的海军军备限制问题

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政府在国会要求削减开支的压力下,基本上继续沿着华盛顿体系的轨迹,寻求与列强合作,继续进行裁军谈判,先后召开了日内瓦会议和伦敦会议。这些国际会议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更多的却是暴露和激化了列强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的分歧,裁军谈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会与海军在裁军和对日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美国海军在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下抵制裁军,继续努力保持战备,但财政上的困难终于使之在与日本海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和平协商与平等对话--从日内瓦会议到亚欧会议的历史昭示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至7月召开.时隔40余年,亚欧会议于1996年诞生.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亚欧会议的诞生,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也反映出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CIPRA组织工作委员会2013年度会议发言集锦（节选）

9月7日,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组织工作委员会2013年度工作会议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召开。安徽省副省长花建慧女士到会祝贺并致欢迎辞。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原驻美大使李道豫,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王宗廉,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安徽省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安徽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万清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主办。安徽省公共关系协会承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前中国公共关系形势与着力点。     

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

20世纪50年代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为中美进行外交谈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尽管两国在会议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围绕着国民遣返问题仍进行了外交接触与谈判。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之所以能得以进行,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争之后修正了对彼此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双方的最高决策层采取了现实主义战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以及之后的外交接触与谈判,为此后长达15年之久的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中越在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战略一致与策略差异

在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 ,中国在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斗争的同时 ,两国在斗争策略上是存在差异的。在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采取积极谈判姿态达成停战 ,为下一步统一国家的斗争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而越南代表团设想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谈判应该“让对方着急”。 196 7— 196 8年美国“以炸迫和”时 ,中国认为应该在给美国以重创后再开始谈判 ,而越南希望尽快谈判 ,甚至不与中国协商就开始了与美国的谈判。 70年代中越关系出现曲折时 ,这些策略分歧被赋予了各种解释。但实际上 ,中越两国在抗美抗法战争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只是在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才更有利于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最终实现。越南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的全过程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形势分析的准确性和斗争策略建议的可行性     

美国在1961-1963年老挝危机中的政策演变

为了控制东南亚和遏制苏联和中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援助的名义下对老挝进行了经济、政治上的大规模干涉 ,并扶持右翼政府上台 ,直接导致了老挝危机。接任的肯尼迪政府采取了老挝中立化的政策 ,并最终通过召开日内瓦会议政治解决了此次危机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其前任的僵硬立场。通过对 1961年至 1963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研究 ,可以揭示美国在老挝危机中政策的发展和转变过程     

会议外交与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思考

在全球卫生领域以大型会议为代表的国际会议外交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载体。文章梳理了全球卫生治理中会议外交的两方面体现,一是以国际会议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二是以国家行为体为代表的会议外交与全球卫生治理,并进一步归纳了会议外交促成的全球卫生治理进程,包括多次会议促成了全球卫生安全的国际规则《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历经多年会议磋商促成了全球人口覆盖范围广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共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外交工作和健康中国战略有了明确表述,由此需要卫生与外交工作者审时度势、认清角色,通过会议外交表明态度,并以全球卫生会议外交为起点,促进国内立法接续。     

周恩来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同周恩来的名字一道载入史册的．1953年12月31日．在中印有关西藏问题谈判开始之际,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1]其后,随着中国外交在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上的胜利,及其在70年代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受称颂的概念之一,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辉煌历史,会使我们更加缅怀人民的…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次出访活动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其在国内反"反冒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莫斯科会议使毛泽东感到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受到了经济束缚.为消除经济束缚,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决心发动大跃进运动.     

国际教育会议上的中日较量——中国未能参加世界教育会联合会东京会议始末

一战后,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成为各国寻求外交诉求的又一个新场所。中国拒绝参加1937年8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是中国将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作为外交渠道的最明显事例之一,表现出强烈的教育外交诉求。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开展国际教育合作的首要前提。中国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一切破坏和平的行径。     

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几点思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本质上就是中国国家主权能否分割的问题,大陆必须积极正确应对。本文认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与两岸关系中的其他重大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主张以两岸合组代表团的形式解决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文章还就台湾"邦交国"、参与国际机构和组织、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出现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穆藕初与太平洋商务会议

实业家穆藕初率团出席了1922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在美国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商务会议。代表团在会议前后、会场内外的活动体现出中国工商界为发展商务、振兴国家所倾注的外交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工商界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世界眼光。     

周恩来与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１９５６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如何正确估计、对待知识分子和发展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决策。这次会议,从酝酿准备,到会议召开和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操持下进行的,周恩来为这次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长期稳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至关重要。在当今的中国就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