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异域的乡土书写——拉斯普京和俄罗斯“乡村散文”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以及这个流派的代表性作家拉斯普京，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梳理拉斯普京以及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阐释，对于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探究民族文化传统、重塑民族精神方面对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借鉴与吸收，具有典型的意义。历史的相似性使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当代“乡村散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道德问题和民族性格问题始终是中国作家和读者关注的焦点，对民族意识的自觉追寻是当代中国作家关注俄罗斯“乡村散文”和拉斯普京创作的根本动力。拉斯普京对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与冲突的思考，给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带来不小的启发。由此，相同的文化观念掀起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研究俄罗斯“乡村散文”的热潮。当代中国学者和作家对俄罗斯“乡村散文”及拉斯普京创作的关注融入了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民族、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思考。     

“啊近代汉语后期语气词”与“呀”、“哇”、“哪”的关系——以《聊斋俚曲》为例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词”呀、哇、哪”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哇”、“哪”与“啊”的关系错综复杂。“呀”、“哪”在成为“啊”的变体前，均为独立的语气词，在被纳入“啊”的音变轨道过程中，它们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哇”与“啊”的关系相对简单，完全是适应“啊”的音变出现的新形式。“呀、哇、哪”成为“啊”语音变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逐渐展开，清末大致完成。     

“纯性”与“热性”：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土著类征

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有许多叙写“南洋”土著形象的篇章，由于“南洋”民族生态的复杂多样性，每位作家作品中展现的“南洋”当地人群像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几乎同一标志性地呈示出某类相同的文化性格形象图谱，其中“纯性”与“热性”是其主要通约化文化性格类征之一，作家分别赋予了其多重丰富的生动文化意涵。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异国形象及其成因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涉外小说表现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涉及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小说塑造了自立自强的中国移民，解构了美国自塑的“救世主”形象，反映了不同的异国形象。形成这样的异国形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二是作家的创作个性。     

痞子文学与舆论导向

打开电视机,一位主持人手拿着话筒和一位明星在对话。那明星正在称赞某一位作家,末了又说:“人家说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学,我看,写痞子文学的不一定是痞子。”主持人连忙附和:“对呀,写痞子文学的作家不一定是痞子,作家和作品是两回事嘛。” 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了。写小偷的作家不必亲自去行窃,写妓女的作家不必亲自去卖淫或做嫖客;倘要一个写死刑犯的作家亲自去挨一下枪子,那可就更荒诞了。作家可以调动他的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和体验,去刻划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见手法。     

中国古代作家论（下）

中国古代作家论（下）樊德三学识论“学识”，与“德才”一样，也是作家创作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条件。“学”，主要指阅读、练习，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积学”。“识”，主要指观察外物，即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玄览”。“学识”论，历来为古代文论家...     

激情 责任感 女性独立──试论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的作品共性

“激情、责任感和女性独立”是夏洛蒂·勃朗特与张洁的作品共性。夏洛蒂是19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张洁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女作家，两位作家的共性证明，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同样也会开放出异常相似的文学花朵。     

论女性作家叙事风格的转变

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性”话语处于边缘化、缺席状态，在“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的长期覆盖下，性别差异被彻底抹杀，女性作家处于失声状态。从“人的觉醒”到“女性觉醒”再到“身体写作”，20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作家们毒历史的启示和当今世界女性主义理论的召唤下，对女性自身价值追求和角色定位作出了可贵的精神突破。     

中国古代作家论（上）

中国古代作家论（上）樊德三作家的修养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程度。关于作家的修养论，我国古代文论中虽然没有专著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在文论、诗论、词论等著述中还是散见着许多有见地的言论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德才”和“学识”两个方面。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     

“不可避免”论与阿Q精神

眼下的中国,弊端百出,禁而不止,这不能不说与冠冕堂皇的“不可避免”论不无关系！诸如什么“法制不健全”呀,“钻了”什么什么的“空子”呀,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期呀,“别的国家也会这样”呀,要熬过这一段“阵痛”呀,等等,等等。一言蔽之,一切皆属自然,实在不可避免！它悄悄“教化”人们对种种令人“憋气”的现象要观而望之、等而待之、忍而由之！“阵痛”一过即万般光明了！     

第一女生蒋方舟：引领90后粉墨登场

蒋方舟，湖北襄樊人，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出版了9本书。曾获全国英语奥林匹克竞赛初中组三等奖、《语文报》“少年之星”金奖、“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16岁时，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协会的主席。     

论郁达夫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苦难言说

描写民族苦难以及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困厄和艰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文章选取了中国作家郁达夫和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最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了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和言说的方式、角度，以及对超越苦难所做的不同尝试。郁达夫着力表达的是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人的苦闷，马拉默德关注的是作为生命之常态的苦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作家都抄“救亡图强”的近道去解生之苦难时，反观同时代的犹太作家们对苦难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图式和角度。     

“退一步”也美丽

“快写呀，快呀!要进步啊，不能退步啊!”耳边总是响起这些令人厌烦的话语，妈妈也是不断的唠叨：“人活着要不断进步啊。”久而久之，我便成了“进步”的工具，因为身边的每个人都要求我进步。     

我是一名“罪犯”

我，一个“罪犯”。这句话问谁都不相信。其实，我是一个“可爱的小罪犯”。 第一宗罪：成绩优异罪。成绩好有什么罪呀!别人在你的身上“鸡蛋里挑骨头”。那个滋味呀，像一块豆腐一样提又提不起，放又放不下。     

有岛武郎与《绿色的谷》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文坛上白桦派中著名的理想主义作家和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思想和作品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本文主要围绕有岛武郎对中国东北沦陷时期知名作家梁山丁及其作品的影响，试做实证性探索，以期对拓宽白桦派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影响之研究，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理想化与妖魔化——论宋玉的女性形象描写艺术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宋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美女文学和丑妇文学的全方位开创者和代表作家。从形象学(imagologie)的角度来看，作为男性作家的宋玉在对“他者”(others)——女性的描写方面存在理想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倾向。他塑造的高唐神女和东家之子是十全十美的丽人和美神，他描写的登徒子之妻则是集天下奇丑于一身的丑妇。中国后代作家描写美女与丑妇都深受宋玉的影响与沾溉。     

孔子·古代作家的人格·“士不遇”的主题

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封建社会的流变史。社会的封建性决定了“不遇”是古代作家的必然命运，但中国古代作家却又主动地不断地去重演前人的命运，其原因是他们的主体人格上打上了孔子人格的烙印，并从而形成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中所抒发的主体感情的共同特征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黄鹂声声带血鸣——孙犁抗日小说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孙犁是个纠缠着诸多悖论的独特存在。从1940－1950年代中国作家构成的谱系上看，他是位《讲话》后成长起来的来自解放区的“中心作家”，其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其写作的合政治目的性，按理说是无可置疑的，但从批评界对其接受来看，     

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开放系统的鲜明标志─—巴金、老舍、曹禺创作思想合论

契柯夫在评价俄国文坛时说：“最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1）。其实，把这句话用来评价中国现代文坛也是恰如其分的。在中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概念的“舶来品”，一开始便不是自足的体系。经过现代作家和理论家的不断探索，它才逐渐成熟和完善，逐渐汇成现代文学的滚滚大潮。如果说20年代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初创时期，那么30、40年代则是现实主义的成熟和繁荣时期。如果说印年代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为“为人生”的创作潮流，那么30、40年代的现实主义则要广阔得多，它除了继续体现“为人生”外，还要体现“为政治”这一时代趋向。而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