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规划本质的再思考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这是城市规划活动追求的目标．回答了人类为什么要进行城市规划活动这个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从古至今一直在对城市居住环境进行着工程和艺术方面的改造，从哲学层面上看．这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对城市环境进行预先调控的活动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然而．在进行城市规划活动之前．人们必然已经在大脑中形成了关于什么是“好的城市”、什么是“好的城市规划”的认识．这是进行城市规划活动的前提．否则城市规划活动将因缺乏评判标准而失去方向。从哲学层面上看．这种关于城市规划活动“价值判断”的认知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     

儿童保护考验社会的法律信仰

立法是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综合体．是对政权组织和个人按照社会正义原则进行权力及义务的安排和分配。立法的实质和有效性不在于强力，而在于其目的的合理性．即是否体现了社会正义原则。在涉及儿童权益问题上，不能将其监护人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为首要的标准．将体现社会正义的救援干预放在从属于“自愿交易”的位置．儿童权益事实上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如果仍将对孤儿、流浪儿童等处于困境儿童的救助还限于慈善事业的范围，反映出的则是在有限的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信仰的缺失。由于儿童处于依附性社会角色，如果没有来自社会主动的、有组织的关注．司法体制在缺少监督压力的情况下，往往是低效率的。社会资本是促进人们合作行为的规范，对于社会资本的判断，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垄断司法资源，还是让人们信仰法律的公开性、正义性的体制理念。     

法的移植及其影响

近代以来我国法学的发展是一个学习西方法律的过程．而从西方移植来的法律在适用中与我国本土的风俗、文化产生诸多矛盾。文中以苏力先生的《秋菊打官司》为引子,分析了西方和中国不同的法律文化,进而探讨了在法的移植过程中如何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问题。     

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是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讨论热点,2012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并不大,相关法律规定仍然比较简单,死刑复核程序在操作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针对其存在的缺点,本文提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具体建议,即提出对死刑复核程序启动进行诉讼化改造,书面审理与开庭审理相结合,完善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机制的构想。     

妒忌？还是正义感？—罗尔斯《正义论》视角下对于“火箭官员”和“最年轻教授”的伦理反思

在屡屡爆出丑闻的“火箭官员”饱受公众质疑之时，武汉大学“最年轻教授”邓鹤翔却用真才实学赢得了广泛的肯定与支持。为什么同样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公众对于两种现象的反响却是截然相反的呢？笔者承认，由“仇官”情绪引发的妒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出现上述反差态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是，究其根本原因，我们的公众并不是非理性地将质疑锁定在所有年轻人身上．大家真正质疑的是选聘过程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是否遵守了应有的相关程序。本文试图以罗尔斯《正义论》中的程序正义为立足点，对公众在“火箭官员”与“最年轻教授”事件中折射出的妒忌心理与正义感展开分析论述．并力求能够得出针对社会正义与和谐发展等方面的相关伦理反思。     

中国传统社会法治缺失的法律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法治缺失的社会。这种法治缺失在法律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宗法等级原则排斥了普遍平等的法治原则;权力至上传统排斥了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程序虚无观念排斥了程序正义法治观念;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排斥了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中,应不断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负面影响,使法治原则和精神得以真正彰显。     

中西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比较研究——兼论中国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问题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比探讨中国与西方在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上所持的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应从制度层面上将人类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外化为法律规范。同时,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和公开性,从而为实现中国司法实践中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提供良好的法制现代化环境。     

程序正义理念对侦讯程序之基本要求分析

程序正义的理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将呈现出不同的法律界限与范围样态,程序正义与侦讯程序之间的互动,其要义体现为程序正义理念对侦讯程序的基本要求,程序的"规范"有利于扭转以往"重打击,轻保护"的刑事司法观念,有助于被追诉人之生命安全、辩护权等基本人权得以顺利保护。     

试论哈耶克社会正义理论

自罗尔斯的《正义论》产生以来,社会正义俨然成了政治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哈耶克从"自生自发秩序"出发,论证了自由民主社会所需的正义是法律上的正义,不是道德上的正义。他从正义的概念入手,将正义界定为"人的行为属性"。而社会正义是一个典型的范畴错置,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社会幻象;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要求"社会正义"的诉求不仅不会得到实现,反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正当行为规则,将人类引向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     

论司法现代化与中国诉讼模式的选择

司法现代化是一种法治化的现代进程，主要是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理应包括司法主体、司法体制、司法程序、等方面的现代化，并从司法程序方面予以判断司法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此推动中国诉讼模式现代化进程。     

刑诉修正案中的程序正义——以强制措施和审判程序为视角

我国过去的司法活动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对程序正义强调不多;今天,程序正义已逐步受到立法者和民众的重视,并认为程序正义应高于实体正义,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发生抵触时,以程序正义为重。程序正义观在英关法中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偶然现象,此次刑诉法修改在强制措施、审判制度、简易程序等方面的较大幅度的修改彰显了立法者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也同时体现了我国立法的进步和逐步完善。     

我国辩护人会见权保护现状及其完善的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会见权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会见权能否得到保障,关系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关系着我国法律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关系着我国的程序正义能否真正实现。文章从现行法律保障辩护人会见权仍有不足之处出发,提出相关完善对策和建议,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义方面的研究。     

“防人”:国人人际交往的误区——汉语谚语的人际交往研究

本文通过对汉语谚语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人人际交往的基本策略:“防人”,即防“人说”和防“人心”。从这种封闭的设防立场出发,中国人由防“人论”变成防止“失言”,则自己尽量“不言”、“少言”,勿“直言”、“传言”、“大言”、“谎言”,并努力做到“会言”;由防“人心”变成修身、养性、正己心,做到有正义心、公理心、公道心和公心。文章指出,中国人人际交往的误区概出于这个“防”字,它与现代人所倡导的坦诚、自若、轻松的交往风格是相冲突的。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作为行为规范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于法的合理性依据在于道德。法与道德的这种实质上的内在联系,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法律规范或履行法的实践都需要道德来支持,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本文通过对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的主要内涵,在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中应注意的问题的论述．提出了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论《实践理性批判》中正义原则下的德福关系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德福“二律背反”问题，并对这个难题展开了思考。以正义原则为视角，分析康德解决德福关系难题的过程，从中发现了德福关系的运动变化，即从无从谈起到德福不一致、再到加入了配得性概念而不能实现完满的德福一致，最后在“至善”中消解德福的“二律背反”，达到完整的德福一致。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正义原则从不存在是否正义到非正义再到非完全正义，最后实现完全正义。因此，正义原则就蕴含在德福关系中，直至德福一致，正义才得以显现自身。     

环境正义的思想溯源与理论探析

环境正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思想,是正义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系统、全面的表述。在法律正义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逐步转化为法律哲学问题,在所有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和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民族、阶层的人都应当享有合理的权利,承担合理的义务,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简言之,环境正义就是对环境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公正的分配,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在环境问题中的非正义对待。显然,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正     

美德与规范——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的两重维度

亚里士多德将正义诉诸于美德与规范两种维度，使其正义观既完整又深刻，既具百理论深度，又独具现实魅力。他的理论既是对前人正义理论的凝练与继承，又对其后正义理论的发展具有引领与导航作用。     

从评价到参与：乡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及生成机制

在有关美丽乡村生态环境“谁来治？如何治？效果如何？”的讨论中,培育村庄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和促进乡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被视为实现乡村环境社会良治的重要路径。本文提出“环境治理效果评价-环境参与意愿-（社区归属感）(1)-环境参与行为”解释框架,利用田野调查数据加以检验,发现：乡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包括生态环境参与行为、生产环境参与行为和生活环境参与行为;村民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直接影响其生态环境参与行为,同时通过环境参与意愿间接影响三类环境参与行为;社区归属感差异化地调节环境治理效果评价、环境参与意愿与不同环境参与行为的关系。因此,通过村庄空间再造,带动村民创业创收,激发村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增强其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提升其环境参与行为,是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     

程序正义:一种巩固政治信任的新理念

结果正义是政治体系获取政治信任的直接途径,而程序正义作为结果正义的补充则是巩固政治信任的间接途径。当结果正义受到质疑之时,程序正义就会立即显示出它的价值。结果正义关注的是"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而程序正义关注的是"为什么得到""怎样得到"。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而结果正义可能会在"黑箱"中操作。程序正义要求的分配过程公开透明往往更具有公信力,群众毕竟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自己的理性。政治信任的结构可分为内部信任和外部信任,同样,程序正义的结构可以分为内部程序正义和外部程序正义。因此,二者的结构功能相互对应,为二者产生关系奠定了前提。     

民刑交叉问题及诉讼程序研究

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这种行为必须根据不同的民事价值观和刑事价值观来选择;二是对一种行为进行评估,由于民法与刑法概念体系的不同,导致其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在适用何种法律评估时会产生差异;第三,对单一行为进行处理,从而决定民事和商业事务的适用或适用不同的程序。刑法的先后顺序是不同的。在处理民法与刑法交叉案件的过程中,司法内外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与第三审分离的客观情况导致专业法官的价值判断遵循不同的法律特征。同一概念体系在思维过程中缺乏相同的概念体系,导致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差异;而外部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官的不同。检察机关在处理民法与刑法的交叉案件中,权责不清,不同机关对司法管辖权的引导和协助作用有不同的认识。上述立场的不同,最终可能导致司法立场定位的模糊,消除司法在统一秩序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