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成就及成因

莱布尼茨是数理逻辑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提出了建立理性演算和一套普遍科学语言的设想,构造了关于两个概念相结合的演算,并成功地将命题形式表达为符号公式。莱布尼茨取得这些成就绝非偶然,首先传统逻辑为数理逻辑打下了基础;其次,近代数学的发展和莱布尼茨一以贯之的理性演算思想也直接促进了数理逻辑的形成;最后,莱布尼茨的数理逻辑思想是为他的认识论服务的。莱布尼茨将逻辑数学化和对思维进行推演的设想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莱布尼茨与马克思的中国观之比较

在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相隔一个半世纪的莱布尼茨与马克思都热切地关注过中国,由于中国和欧洲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致使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有巨大差别：身处启蒙早期的莱布尼茨几乎把中国当成审美对象,拥有积极和肯定的中国观,指认文化中国的存在及其在哲学与政治、道德实践上可学习和效法的成就;时逢两次鸦片战争的马克思,在总体性思维下看到的则是封闭保守、积贫积弱、生产方式落后并被殖民者蹂躏的天朝帝国———既是道义上值得同情的对象,按照历史逻辑又是必然被瓦解并借助革命运动终将迎来曙光的国度,因而他克服了启蒙后期否定的中国观而走向辩证的中国观。然而,二者对中国的观照又有一致性：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秉持人类主义的普遍立场,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力图使中国世界化,构建各自进步主义的发展模式;都各为所用地把希望目光投向中国,探寻摆脱生存危机的文明之路,以期开显或拯救现代性。     

莱布尼茨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

莱布尼茨继承了西方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反对近代政治哲学将政治与道德和宗教相割裂的倾向,认为人的正义源于神的正义,为神的理性本质所决定.莱布尼茨将正义定义为智慧者的博爱,认为只有有德者统治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由此出发,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与政治,认为中国的天理就是西方的自然法,并希望中国和西方能联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的福祉.     

莱布尼茨与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比较

莱布尼茨和列维纳斯指出了两条通向他者的道路.莱布尼茨强调知识,列维纳斯强调责任.具体体现在利他的前提、效果、动因、方法、程度等五个方面.神学背景、哲学基础和社会时代的不同导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两条道路也是可调和的.两条道路都以独立的他者为前提,反对从自我中心的视角看待他者,倡导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以此为前提,可以建立起众多他者的超越性共在关系,其中责任和知识相辅相成,责任不仅构成了知识的前提,知识也促使“我”担负起回应他者的责任,成为“为他”的存在.     

论莱布尼茨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时贤说莱布尼茨"是个狂热的中国崇拜者",未免言过其实。他是以理性的、平等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的、崇拜的态度,来评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一方面,他批评了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关于中国人说西方人"只有一只眼"的说法,强调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几何学和第一哲学——皆为中国人所不及;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然神学"——道德和政治的"实践哲学"——又是西方人所不及的,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抑制人性中的恶,减轻人类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灾难;他认为中西哲学和文化各有长短,"正宜两好合一,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这是一种不带偏见的文化心态。     

关于“《周易》、莱布尼茨与中国古代数学”若干史实的注记

本文引用有关文献和资料，对目前我国书报中出现的关于“《周易》、莱布尼茨与中国古代数学”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莱布尼茨目的因本质的因果决定论--对莱布尼茨二元因果律形式的一个解释

莱布尼茨的“基于前定和谐的同步主义因果律”表现为充足理由律与最终理由律并列平行的二元形式。单子作为莱式本体论的核心,其本质是包含知觉与欲望的主动的努力。努力按照善的趋向与目的促使单子产生变化。上帝按照善的目的从多个可能世界中选择了现实世界,理性与信仰的一致,以及前定和谐的规定使得自然的王国服从于神恩的王国,单子在个体与系统两个层面上作为上帝的模仿与自然的目的在前定和谐的现实世界中展开个体与显示神恩。     

心灵的能动性与身心和谐——论莱布尼茨的心灵哲学

莱布尼茨对心灵的理解散落在其哲学思想的各处,他在不同情况下给出心灵的三种界定,即心灵是理性的灵魂、心灵是“有花纹的大理石”和心灵是上帝的肖像,他从不同层面对心灵的界定展现其心灵内涵的丰富性.在他看来,心灵不同于其他单子的最重要的本性无疑是能动性,能动性是使心灵成为心灵的东西.而为了调和能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更为了给和谐的秩序提供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莱布尼茨提出前定和谐思想,这也成为他阐释身心关系的基本路径.莱布尼茨对心灵的界定、对心灵能动性的阐释以及对身心前定和谐关系的理解,构成菜布尼茨心灵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文字起源试探

汉字中,甲骨文并非中国文字之开端.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陶文,是夏代文字,其中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二里头文化陶文结构复杂、简繁并存,故还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距今约6300年-4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已脱离了原始图画的范畴,具备了文字的性质和特征,这才是汉字的源头.     

中国原始刻划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

截止 2 0 0 1年 ,全国已有 98处原始文化遗址出土刻划符号。就地域分布来看 ,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黄河流域。从刻划符号的类型看 ,可以分为几何形符号和象形符号两类。黄河流域以河南为界 ,长江流域以安徽为界 ,往西盛行几何形符号 ,迄今未见象形符号 ;以东既有几何形符号 ,又有象形符号。几何形符号一般刻划在日常饮食用具上 ,象形符号多见于一些特殊器物。一般情况下 ,一个器物上仅刻划一个符号 ,但也有刻划 3个以上符号的例子。从 98个遗址出土的原始刻划符号中 ,可以勾勒出中国文字发生的三个步骤。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 ,中国文字的起源、形成 ,是在长江、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地区完成的。到龙山文化时期 ,文字已经形成。不过 ,这时各地的文字仍有很大的差异。随着夏商周势力的拓展 ,文字书写风格才渐趋一致。     

廿一世纪中国文字的走向与发展

中国文字改革势在必行。而文字简化只是文字改革的途径之一,必须要富于理性。在文字改革的过程中,还必须重视文字的应用。只有如此,方能充分展示汉字的魅力。     

20世纪中国文字起源论说评述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见意的文字,20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学者们掀起了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有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论断。殷代文字肯定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上溯到夏王朝时期即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和景阳岗陶文等,只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原始文字。     

字符的同一性判定——兼论异写字与异构字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字符具有整体性、特异性。字词不对应的根源在于字与字符不等同,即同字异字符、同字符异字现象的存在。同一字符有不同的书写变体,主要表现在笔形和笔画差异、笔画增省、笔画混合变异、构件拆分重组等情况;不同字符则表现在构件数量、构件类型、构件位置互换、构件拆分重组或笔画变异引起构件混同等情况。利用字符同一性判定理论,异写字是同字符的不同书写变体;异构字是不同字符。构件增省和构件位置互换是不同字符,都属于同字异字符。     

一种“新文字”是如何可能的——关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德里达式的文字学,进入西方语言学内部“攻破”西方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的。通过对西方语言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对比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传统,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传统忽视了语言的起源来自“原初文字”在场的痕迹。“原初文字”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属于传统理性之外的“事实性的科学”,从而宣告了一种新文字的诞生,它遵循“危险的替补性”逻辑。     

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展览教育功能探析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与公众直接沟通的桥梁,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也是博物馆进行社会教育的最直观的手段。中国文字博物馆在建设过程中,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引进新理念,尝试新模式,运用新技术,利用新材料,围绕教育功能的发挥在陈列展览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中国文字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游客纷至沓来,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近代唯理论者对“化质说”的再阐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例

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是近代唯理论者的代表人物。传统上认为他们革新了旧的经院哲学,使西方哲学摆脱了神学的禁锢迎来了新的时代。但从他们的哲学对于传统基督教圣餐教仪的形而上学基础"化质说"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和旧时代关系并没有传统上认为的那么对立,并且从他们对"化质说"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后来为康德所揭示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理论问题。     

论汉语言文字的三维性特点

本文从发生学角度认为，拼音文字采用“元音、辅音”二维方式来表达“所指”，而汉语语音则采用“声母、韵母、声调”三维方式表达。它们没有好坏高下之别。在文字结构上，汉字也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二维线性排列，而具有三维立体特性，并决定了它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这是重新认识汉语言生命力的新的视角。     

理解高语境文化：中国传播观念的超语言逻辑

中国文化通常被视为“高语境文化”,其传播问题不仅依赖于语言编码,而且总在追寻超语言的语境部分。本研究在反思跨文化研究长于“社会事实”描述的基础之上,尝试以“语言”为中心,在宏观的思想史、汉语思维以及身心实践三个维度把握中国传播观念中的超语言“思维方式”,以解答中国文化“为什么”是高语境文化的问题。首先,在思想史中,中国文化展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默认世界是超语言的存在,因而常常以批判的方式避免语言的过度蔓延。其次,从汉语来看,中国语言以字为中心,语法上并没有印欧语系那么精细,而且缺少严格的主谓区分。因而,中国语言总偏向语义而不是语法。再次,为了克服语言的局限,中国文化发展了一整套身心的技艺,通过主体性(实体)的消解以克服主客的疏离,最终实现与他者的圆融无碍。本研究试图追问跨文化传播事实背后的深层文化脉络,以获得中国传播观念的思维取径,拓展人类对传播问题的认知空间。     

论书法史上几次重大的文字整理

研究书法史,离不开对汉字书写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纵观书法史,书法文字的书写形式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苹,而楷,而行……一种新字体的出现不是一时一人之功,史书上记载的每一次字体变革实际上都是一次重大的文字整理,特殊人物对文字的整理加速了新字体的成熟与应用.从几次重大文字整理发现,文字书写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复趋向简易,由形象趋向抽象.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