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叙事结构简论

中国古代史传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至两汉时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空间化”叙事结构观念。先秦两汉魏晋六朝杂史的叙事结构思想基本承史传而来，发展轨迹与史传基本上也一致，但作为从史传到小说的过渡性文体形式，在叙事结构上也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迁，这种变迁进一步强化了古代“空间化”叙事结构模式的特征。     

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将古代小说惯用的全知视角羼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与现代人性主题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艺术;视角的流动与转换是张爱玲小说区别于其它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它突破了"五四"以来现代小说要求固定视角的理论限制;张爱玲用她的妙笔使"五四"之后被否定的"全知视角"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这在中国文学叙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早期史传叙事对传统小说叙事的贡献

中国的叙事传统大致经历了从早期史传叙事长期独霸天下,到近代小说叙事日渐成熟并脱颖而出的过程.脱胎于史传叙事的小说叙事在其成熟独立之后仍深深地留下了史传叙事的烙印.<尚书>、<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传叙事中,史实与虚构的交错融合、立体空间意识的滥觞渗透、叙事视角与层次的巧设变化,都表明中国早期史传叙事从多方面为后世的小说叙事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帮助.     

金圣叹叙事视角论

金圣叹的叙事视角理论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表现出现代性的眼光。他深刻辨识了叙述者视角与人物视角的区别,认为巧用人物视角可以起到叙事简约含蓄,创造戏剧效果,刻画人物性格的独特功效,同时金圣叹还发现并参与创造了一些特殊视角。     

论《聊斋志异》的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

《聊斋志异》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是名副其实的情节小说,其叙事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叙事艺术包括诸多因素,本文仅涉及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认为《聊斋志异》是以"传奇式"叙述者为主的多种叙事角色;以全知叙述为主的多种叙事视角。     

论小说内视角的叙事魅力

自19世纪中叶福楼拜等作家开创内视角小说创作并逐渐兴起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内视角叙事小说一直"走红".在我国现当代小说中,也涌现出大批内视角小说,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多姿多彩,颇具叙事魅力.     

论中国传统道德叙事的基本线索及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叙事”的核心内涵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传统叙事以史传叙事为源起,以道德叙事为核心,注重实录性和伦理性。受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传统叙事在两汉魏晋时期经历了从史传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变,表现为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但史传叙事与民间叙事的发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史传叙事的实录性和伦理性在民间叙事中得以保留,两者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叙事的独特面貌。     

论杨红樱儿童小说中的叙事结构及其视角变化

在中国叙事学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多重视角的变化,对于表达小说的深层含义有着重要的作用。杨红樱的儿童小说通过呈现一种平行性叙事结构,降低了儿童阅读的难度,克服了儿童因为注意力不集中不能长久坚持的弊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可以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物及情节,便于儿童读懂;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符合儿童爱幻想的特点,拓展了想象的空间。     

论张天翼小说的叙事视角及其功能

张天翼运用讽刺的手法在他的喜剧世界里塑造了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别具一格的讽刺手法的形成得益于他对叙事视角的探索。张天翼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视角可分为全知叙事、限制叙事和纯客观叙事,以及不同视角的交叠,它们具有不同的叙事功能,从而更好地体现了作者冷峻客观、无情揭露、辛辣讽刺的叙事风格;张天翼身处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五四”文学的交汇期,三者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使他在叙事视角的选择和处理上能突破成规、别出心裁,取得了很好的叙事效果。     

广告文案的叙事视角

广告传播同文学、新闻等学科领域一样都存在“叙事”问题 ,广告文案中主要有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等类型。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广告内容真实感强 ,对消费者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和感染力。第三人称视角不受视域限制能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广告信息。因此 ,情感诉求广告适合选择第一人称视角 ,理性诉求广告可考虑第三人称视角。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其地域性差异的消除和共同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地方社会"一统化"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     

道教与魏晋六朝鬼故事

魏晋以来,社会动乱、儒学式微、思想解放,各种宗教思想广泛传播,对中国传统鬼文化与鬼故事提供了理论支持,增强了其活力,其中道教的阳精崇拜思想和法术观念对鬼故事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试论魏晋六朝时期的佳句创作与欣赏风气

佳句欣赏和创作 ,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项。佳句创作始于魏 ,佳句欣赏始于晋 ,佳句理论探讨亦始于晋。此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文学现象 ,一方面固然与文学自觉时代尚雕琢、贵精工的文学风气有关 ,但更主要是魏晋玄学以简驭繁、执一统万的学术方法影响所致     

魏晋书法摭谈

讲求符号、结构、线条艺术的书法艺术,发展到魏晋时代,已跳出了"饰文字以观美"的萌芽更新阶段,使眼底观照的对象和心中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书法家的心迹、神识得到了本质的显扬.在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美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阶段.     

汉魏六朝俳谐赋初探

两汉大赋为辞赋之主流,而魏晋六朝的俳谐赋为其支流,历来不受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大赋惊彩绝艳,旨在讽谏;幽默之赋则文体多变,自嘲嘲人,为抒情之利器.认识幽默赋的创作,应先了解"滑稽"的三层含义,以明其精神源流,由中深入明嘹滑稽幽默之赋具备的俳优语言的特点,以及指桑骂槐,不受道德和传统规范的创作形态.本文将此类赋依照其讽刺对象,分为三类,一为幽默自嘲之赋,以东方朔<答客难>、扬雄<逐贫赋>、左思<白发赋>为例,探讨其特色;二为诙谐讽刺之赋,以王褒<僮约>、鲁褒<钱神论>为中心,分析其风格;三则为纯粹游戏之作,通过对魏晋以降大量的诙谐杂戏之作,如袁淑的<鸡九锡文>类作品的考述,申述其精神.进而对其历史背景、文学技巧展开论述,又在说明俳谐赋的文学史价值.     

魏晋南朝慈善事业初探

魏晋南朝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主要表现为官方主持的慈善事业、个人行为的慈善事业和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三个方面。该时期的慈善事业有深受佛教思想影响 ,产生了中国古代已知最早的官私慈善机构———狐独园和六疾馆 ,施行慈善者遍及社会各阶层 ,慈善活动形式多样等自身若干特点 ,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后世具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政论蠡述

"论"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政治结缘。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谈政论军、议刑论礼之论应运而生。其时,军政之论均关涉时事,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体现了论体文的实用性与现实性;"礼"学之热实不逊于汉代,礼制之论尤以论丧服之礼者为盛,表现了其时文士辨名析理能力的增强;肉刑之争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争论次数之多之频、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论辩双方互逞口舌、迫敌立己之盛均为历代罕见;考课之辩的盛衰,表明论辩风气能否兴起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提供自由言论的权力。     

试论魏晋六朝文学中的同性之爱

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环境之动荡及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男性美”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好男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流行，得到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文人的提倡，使历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同性恋情结”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关学基础上产生，并有显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