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同在--论钱钟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启示兼及钱氏文化性格

钱钟书在 2 0世纪出演的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的形象 ,其学术之路是循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实学”精神与“学隐”方式发展而来 ,钱氏的“实学”与学术建树实现了古今罕见的文化大对话 ,其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最杰出的贡献 ,在于以“全球化”的视野为 2 0世纪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学术语境 ,引领和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功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空背景及形态分析

自晚清以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都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间场与本土化和全球化共筑的空间场中。在这一文化生态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割为“前80年”与“后20年”两个时段来进行描述。在“前80年”,革命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改造,三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20年”,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文化格局也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个要素的分化组合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史。     

贾春峰:"文化力"研究第一人--记者访谈答问录

本文是对“中国‘文化力’研究第一人”贾春峰先生的专访。十年的艰辛研究 ,贾春峰先生成果累累 :“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拓需要“文化力”的配合 ,而文化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因 ;“企业文化力”是企业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企业文化建设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 ;企业家应当是“共生英雄”与“人企合一”的第一信奉者、第一实践者和第一宣传者。“2 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

２０世纪文化研究经历了多次热潮仍未能达成文化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统一,但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若干共识可以作为建构新理论的起点。文化互动转型论着重探讨文化传播,以强调本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转型”为主要特征。作者通过综合与提炼本世纪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叙述了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五条基本立场,并指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中国文化现代化:交往中的对话与全球化挑战下的整合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同于偏于一隅的西化派和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植根于中华民族“会通以求超胜”的智慧精神,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了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作为现代化之延伸的全球化并不可怕,文化的差异性与民族个性不会因此而衰落;彻底抛弃“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陈旧思维模式,在多种文化资源之间形成高度辩证的联结。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整合与创造,努力完成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同时又要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弊端。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从一元独霸到多元纷呈

大众文化理论肇源于西欧，雏形见于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利维斯派”的文学研究，成形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诸派文化理论丰富和开拓了当代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实践，继而影响世界，使文化研究和大众文化批评迅速普及于许多国家，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成为当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理论领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