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灭佛后佛教的复兴历程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不久对宗教政策进行了微调,从而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灭佛期间,佛教弘法活动并没有完全终止,佛教徒以不同方式延续自己的信仰。这些弘法活动为佛教复兴储备了大量人才。周武帝死后,佛法复兴一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但周宣帝对武帝灭佛政策多有回护,佛法之复兴进展也就非常缓慢。直到宣帝死后,杨坚把持朝政,佛法复兴才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周武灭佛之后,佛教复兴所经历的灭佛期、缓冲期、复兴期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太虚大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居士佛教在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甚至对出家人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他是怎么看待居士佛教的呢?本文将分析太虚大师对居士佛教的护法、弘法作用的认识,以及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改造,如太虚对佛化家庭、佛化青年的重视,对居士佛教弊端的批评。他对居士佛教的指导与改造都体现在他的正信会组织理念中。此外,太虚对近代僧俗争端的看法是他居士佛教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

中国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佛教的终极关怀是世间,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对佛法的修炼来解决世间基本问题,出家修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中国居士佛教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居士佛教将是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宋代三居士名考

中国先秦时代即有“居士”称谓,指“道艺处士”。佛教在中国兴起后,佛门礼称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或施主为“居士”。唐、宋以还,文人多有自称“居士”者,或信佛,或懂佛,或与佛教无关。苏过自称斜川居士,以明学陶渊明之志;向子自称芗林居士,即隐居山林之士;尤袤自称遂初居士,乃久倦仕宦,渴望“返初服”（致仕归乡）之意。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管窥印顺之人间佛教思想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继承其师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印顺不断破斥历史上存在的佛教"鬼本论"、"神本论"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等学说,而提出其"人间佛教"思想。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印顺立足"宗教"之本义,通过辨析儒佛、佛道、佛耶及佛教内部的多重关系而实现的。具体来说,印顺之"人间佛教"是以"信、智、慧"为"修持心要",以"法与律合一"为"理论原则",以实现人间成佛为目标的宗教。此为基础,印顺开启了以佛法为本位的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之可行性与现实性。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交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中国佛教在北美道场的建立及其影响研究

中国佛教在北美部分道场的建立过程及其影响：美国西海岸最早佛庙的建立、檀香山“观音庙”与“虚云禅寺”的建立、纽约法王寺与慈航精舍等道场的建立、旧金山金山圣寺与万佛圣城等佛庙的建立,揭示了中国佛教寺庙从最初在孤独无援的异国他乡,作为乡人集会、互助、祈福的场所,到中国移民主动邀请中国法师去美国教授佛法以自利,再到中国法师和信众竭尽全力弘扬佛法,不仅利益本国移民,还想方设法服务当地政府和本土民众以及他国移民,用实际行动使佛教自利利他的思想深入人心,有利于世界对中国佛教及中国佛教文化的了解与接受。     

《牟子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刍议

<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虽有争议,但就其中所反映的儒佛关系而言,表现出了"以儒解佛"的格义方法、"援儒对儒"的论辩策略和"易儒以佛"的价值立场等特点,在内容上涵盖了儒佛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其作为早期居士佛教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和传统文化的价值不可忽视.     

论《华阳颂》与《真诰》的关系

《华阳颂》的作者、《真诰》的编者均为茅山道士陶弘景。《华阳颂》内容依据的是《真诰》,二书均有道、佛成分共存的特点:《华阳颂》内容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其五言的形式来自佛经偈颂;而《真诰》的突出特点是在道经中杂入佛陀所言。《华阳颂》道、佛成分共存的特征与《真诰》有关。     

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

黄敏枝(女)先生<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是宋代佛教经济研究方面很有影响的重要著作,此书中的<宋代敕赐寺田表>汇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历来受到有关研究者的重视.但金无足赤,此表也存在一些失误和疏漏,本文试图对此予以补正,并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宋代寺院得到赐田的缘由,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学术界对宋代佛教的评价入手,论述了宋代佛教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僧人群体的儒学化以及这种儒学化的学术史意义,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佛教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论《释氏源流》的文化价值

《释氏源流》是明代流传甚广的佛学著作,又是百余年来被人忘却的古籍。它记录了佛教东传的曲折过程,廓清了佛教的本质和教义,并从佛教本位出发,极力将儒教、道教纳入佛教的体系,强调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释氏源流》对于把握中国佛教史,了解历代僧人为传播佛学付出的艰苦努力,进而研究佛教的文化价值是不无意义的。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玄觉《劝友人书》的成书时间及其禅观

《永嘉集》是玄觉参谒慧能之前的著述,更多地表现出同天台宗的渊源关系,而《证道歌》是玄觉参谒慧能,智解发生飞跃后的著述。但《永嘉集》第九章《劝友人书》却写于参谒慧能之后,是后人为凑足“十门”而编入《永嘉集》的。文章对《劝友人书》积极人世的禅观作了深入的剖析。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宋初佛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编》为例

运用文献史料,高度评价了契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与调和佛儒关系上的贡献和地位。分析认为,宋初儒者排佛思潮高涨,佛家对此往往采取规避、辩解的立场。并认为,契嵩针对当时的排佛思潮用雄辩的议论和系统的理论回应了各种排佛主张,强调儒、释之道一贯,并著《辅教编》论述“儒释会通”思想,不仅缩短了佛儒之间的距离,而且在促使佛教儒学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禅悦三生事空切,卧看秋水浸山烟——试论姜夔的佛禅思想

姜夔作为南宋词坛一大家，在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思想中渗透着佛、道二家相融并取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趣，反映了宋代文士独有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性格。文章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姜夔的佛禅思想做分析，进而对姜夔思想和心灵世界中的佛禅因素及南宋文士佛禅因缘背后的文化现象做了解和探寻。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