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维的社会控制走向法治 ——以当代中国法律为例对社会控制论的探求

社会控制论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在研究中常常被片面地理解，这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此从分析澄清社会控制的主体、系统构成和维度问题入手，进而提出通过法律来设定“人权”作为基本的目标，利用指引、支持、规惩、扶持等复合的方式，对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实行两维的社会控制。希望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制度，探讨人权秩序化和走向法治的途径。     

法治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我国社会转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层的日益明显,使弱势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本文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法治社会下弱势群体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了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现状,并提出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措施及建议。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法治: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

法治作为规范和限制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与自然界一样,具有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性.法治作为政治生态系统,其内涵远远大于法律和司法,法治不能从法律的内部推演出来;法治作为政治生态,需要与之相匹配且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民主、人权、自由、完政等政治法律制度与价值观的支撑和滋养,自然法思想是法治的理论基石;法治通过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达致政治生态的平衡.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法治理想与公共领域的转型

法律移植是建设法治国家和社会的必要路径,既要考虑到法治的普适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和地方性。传统中国强调国家对社会的高度统摄,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治理模式在事实上面临着诸多困境。而相对中立的士绅阶层的生长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化解了高高在上的法律的冰冷,使之得以被民间接受,另一方面则将法律的实施效果反馈到上层,最终达到法治。正是由于这种惯性,现代中国的法治国理想依然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发育和成熟。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论西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法治理论出于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一以贯之的深刻认识,为此他们设计出了“法律→分权→法治→人权”的法治政制模式。法治理论的实践是法治社会的建立,它贯彻了人权神圣、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和分权与制衡诸原则。西方法治最基本的成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独特的理性文化传统和官僚体制化。     

谈谈社会法

在我国 ,社会法是一门较新的法学学科 ,还缺乏高度的严谨性和一致性 ,许多问题尚可争辩。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 ,客观上要求加快社会的立法速度 ,增强社会立法的力度 ,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对社会法进行更加充分的探讨 ,实践中完善社会立法体制、提高社会法立法质量     

论经济法的社会性

社会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调整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 ,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首要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性体现在其调整对象、调整机制和法益目标上。经济法的社会性是通过确认自由、公平竞争和公正交易的规则以及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而实现的。     

西方社会法学的法观念探析

社会法学派是借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所形成的一个法学流派,其法律观主要体现在法即社会秩序、法扎根和服务于社会、重实效而轻名分及重经验而轻逻辑等观念上。在西方法学的发展中社会法学特殊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法观念,即活的法观念,这一观念打开了我们对法认识的新领域,因而对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组合

法律功能的组合就是将法律观念的应然性要求转化为现实性的实然存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的交错性及连带性,需要发挥多种法律部门功能的协同效应.转型期我国出现了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断裂"现象,这为经济法与社会法功能的组合提供了直接的动因与契机,两法功能组合的实现路径具体表现在法律功能组合的理念、手段及机制等层面.     

论公法与社会公平——法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

建立统一的公法学要进行法哲学思考,首先就应阐明公法的基本矛盾、公法学的基本范畴、公法学的理论基点或核心等重要问题;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体现和反映,公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蕴藏着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公正与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矛盾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转换和体现,公法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社会需求:法律生命之源

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对法律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质”和“量”的要求。而为应对这一严肃的现实挑战和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还在于认识法律的生命维系于何处这一要害。唯此,才能有的放矢。当然,法律生命的存在不能缺少掌握公权力的国家这一中介,也必须通过公权力这一媒介作用,法律才能真正成其为“法律”。但促使法律产生的原动力是社会,真正的法律需求主体是社会。为此,本文从法律起源的若干学说概述、法律生命的社会决定性、法律变革与发展的社会制约性等方面作相应的阐述。     

社会转型时期的民法回归

在传统的民法里,婚姻家庭关系、劳动关系和土地财产关系的调整,均属于民法的任务,但在前苏俄民法里,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都脱离民法而呈独立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承袭前苏俄的法律观念,也将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从民法中剥离出去；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社会关系的调整逐渐呈现出不同程度回归民法的趋势。     

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论经济法的根本价值追求:社会效益

经济法作为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产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法的价值在于实现附着在其身上的公平和正义.经济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当追求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社会效益,将自身的价值不仅仅囿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同时,也应当包括政治、人文、生态环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为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效益从最广泛的方面以及最深入的程度,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在提供动力、保驾护航的同时,也让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曩广大的人民群众.